申奥导演的《用武之地》，以战争冲突下普通小人物的命运为切口，通过三条相互交织的叙事线索，将战火硝烟中不同群体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光辉展现出来，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极具真实感的逃生自救之旅。影片中对中非关系的影像化呈现，也使这份友谊在战火的淬炼中更显真挚与厚重，为电影的反战主题增添了更为深厚的人文底蕴。

小人物视角与真实感构建

从小人物视角切入，敏锐抓取社会热点，向来是申奥导演的长处。《用武之地》延续其一贯的创作风格，将镜头聚焦于战火中脆弱渺小的个体生命。无论是工程师苗峰、记者马笑、医生潘文佳还是华侨商人周伟杰，他们并非传统战争片中的英雄人物，而是被战争裹挟的普通人。

在《用武之地》所呈现的战争背景中，个体命运显露出脆弱与渺小的本质。从电影开场就被击毙的足球男孩，到马笑、潘文佳、苗峰等三人被抓为人质，再到周伟杰与反政府的钢铁军做生意发战争财，电影一直在呈现的是在战争危机下无法逃脱的个人命运。影片中人物的行动轨迹始终受战争局势的推动，也让观众时刻处于紧张状态。

当个体命运被卷入战争冲突时，普通人在危机下所展现出的生存本能，加深了影片的真实感。马笑在面对暴乱时，肩扛媒体人的责任向前冲，而被抓为人质后则满是担忧与恐惧；苗峰不顾个人安危，前往郊区维修通讯基站，可被地雷炸伤后，忍不住在痛苦的呼喊中等待死亡；潘文佳即便怀有身孕，仍坚持救护伤员。然而在逃亡自救时，她也流露出脆弱无助的一面。这些细腻的刻画，塑造出角色前后的巨大反差，也让他们从“受害者”或“拯救者”的刻板框架中挣脱出来，成为真实鲜活、有血有肉的平凡小人物角色。

此外，在地缘冲突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身份认同缺失的人。一方面，没有国籍的华侨二代周伟杰作为地缘与历史遗留问题的缩影，既难以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又与遥远的故土缺乏实质联结。另一方面，钢铁军抓走小男孩充军，孩子被暴力从原有的社群中剥离，被迫接受一套仇恨与杀戮的身份灌输。和马笑一起被抓走的小男孩以及拉提夫失踪的儿子，都被培养为钢铁军的新生力量。但他们对自我身份仍然有着隐秘的追寻，小男孩帮助马笑夫妇出逃，拉提夫的儿子时常哼唱家乡的歌谣，这些举动无不流露出他们对身份认同的迷茫与寻找。这种对身份认同缺失的塑造，不仅增强了角色的立体感与悲剧性，更折射出战争对个体命运最深刻的影响。

反战主题与多线叙事呈现

《用武之地》通过三条叙事线呈现，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对不同群体的无差别伤害，最终汇聚成对战乱本身最有力的控诉。这种多线并行的叙事策略，不仅构建了复杂的戏剧张力，更从不同侧面映射出“战争最后的赢家是苍蝇”这一残酷隐喻。

在抓外国人质的叙事线中，呈现的是超越国界的战争伤害性。不同国家的人群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战乱的土地上，却在战争下共同沦为人质。这条叙事线深刻揭示了战争带来的伤害超越民族与国界，无论来自何方，都逃不过战争带来的恐惧、绝望与对生命的威胁。

在以拉提夫一家为代表的当地人民挣扎求生的叙事线中，呈现的是战争给当地人带来的长期性伤害。与外来者不同，拉提夫一家作为生活在战乱国家的当地人，战乱早已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失踪多年的儿子、被地雷炸断腿的女儿、被钢铁军砍断手的拉提夫，折射了战乱背景下普通民众的苦难生活。在影片结尾，拉提夫的儿子因为其反政府军身份被击毙，无法与刚找回的父母相认，整个叙事更凸显出一种荒诞又悲凉的意味。

第三条叙事线是两军对战，也是整部影片的叙事背景。在这条叙事线里，因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地雷是贯穿整部影片的反战符号。地雷既是政府军与钢铁军在资源争夺与族群隔阂等复杂矛盾下的遗留问题，更是夺去苗峰生命的暴力武器。然而，地雷亦是帮助村民种植出西红柿的物质资源，还是最后保护马笑三人不被钢铁军追杀的自卫屏障。地雷这一意象在影片中被赋予的矛盾性与多义性，深刻揭示了两军战争遗留问题的复杂性，进一步强化了影片对战争本身的批判和对和平的深切呼唤。正如导演申奥所言：“战争危害最大的就是普通人，就像电影里面说的，战争最后的赢家就是苍蝇。”

中国式生存智慧

与中非关系影像表达

《用武之地》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其反对战争的主题呈现，还在于导演在片中勾勒出的中国式生存智慧与中非关系图景。影片通过情节设置、人物塑造和细节刻画等，将宏观的中非友谊转化为生动的影像表达。

在技术圆梦的影像图景展现中，影片通过多个维度，具象化地呈现了中国以技术助力当地发展的图景。马笑将当地的战乱状况通过摄像机传递给世界；苗峰一次次去维护当地的信息通讯；潘文佳救助当地人民的生命。而全片最浪漫的影像图景则是马笑用地雷盖帮村民种西红柿。这隐喻着中国合作共赢的追求，让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在非洲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中非人民的友谊是患难之交，在影片中更多表现为风险同担与情感羁绊。片中主要刻画的就是马笑与拉提夫之间的友谊，两人从匪徒与人质的关系转变为生死与共的伙伴。此外，在绑架外国人换取悬赏的诱惑与不允许藏匿外国人的严厉威胁下，马笑等人在逃跑途中仍有村民愿意收留他们。这些情节勾勒出一幅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图景，深刻诠释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本质。

影片中不同国家的人质在车上的对话，也点明了中国式生存的立场，直接回应了将中国海外建设视为殖民的论调。导演申奥在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我们爱好和平，我们化敌为友，我们输出文明，但从来不输出战争。我希望把这些东西用电影的方式给世界看到。”这种摒弃掠夺、立足于平等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实践，构成了影片所诠释的、一种不同于传统霸权逻辑的中国式生存智慧。

《用武之地》作为一部反战题材电影在合家欢的元旦档上映，遭受了一些观众的质疑，认为其沉重的战争主题与观影氛围不搭。但这种质疑恰恰为影片的反战主题增添了一层现实观照的意味。合家欢的档期背景，反而更凸显了和平生活的珍贵与战争阴影的残酷之间的强烈对比，让观众在辞旧迎新的节点上，对“和平”二字有了更为深切的感知。

当片尾响起Beyond乐队呼唤和平的经典歌曲《Amani》，那充满呼唤与期盼的旋律与影片主题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共振。黄家驹在1991年前往肯尼亚探访难民儿童，目睹战争残酷后创作了此歌。歌名“Amani”在斯瓦希里语中意为“和平”，歌词“Nakupenda wewe”意为“我们爱你”，是黄家驹用音乐为战火中的儿童发出的直接呼告。当影片中“战争最后的赢家只有苍蝇”的残酷隐喻，与黄家驹三十余年前“和平我们爱你”的纯净呐喊交织在一起时，影片便完成了最终的升华，将个体在战火中的苦难与微光，凝聚为对人类和平、互助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沉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