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监制、徐展雄导演的青春谍战片《孤星计划》以青年共产党人的热血求索和残酷牺牲建构了崇高的悲剧美学,谱写了残酷的“青春之歌”。
电影《孤星计划》继《1921》之后,再次将观众带入了党的青春岁月。公众在对一大以来的早期共产党人展开想象的时候,往往带着后来人民群众对党的领袖的认知经验和先在结构,把他们想象成高屋建瓴、成熟远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伟大人物,而忽略了他们很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才俊,跳过了他们在这个年龄段的青春感、清澈感、单纯感和生命的跃动。影片正是以现实主义的笔触,补上了这一遗漏环节,呈现了20年代的青年共产党人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王源、张雪迎、梁靖康、此沙、翟潇闻、李嘉鑫等一批九零后演员以他们青春生命的原生态,表演了青年共产党人精神的激荡,真理的求索,理想的奔放,火热的激情,他们如饥似渴读马列,指点江山谈主张,挥斥方遒批旧世、慷慨激昂话讲堂,振臂启蒙在工厂……
然而党的青春期并非春风和煦,暖阳蓝天,20世纪20年代“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电影以及其纪实性的手法,展现了中共在自己的青春期经历的五卅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屠杀:漆黑的雨夜、排枪的射击、利刃的歌喉、尸体的堆积。编导以惊心动魄的视听冲击,为观众展开了青年共产党人身处的险恶环境,描写了为了初心奋斗的青年共产党人一个个残酷的牺牲。正是在这样一个白色恐怖背景下,影片展开了本片的主线故事。
党组织决定护送重要负责人撤离敌人的围捕区,前往根据地,这是一个逃生片的叙事类型设计。前面铺叙了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共产党人面临随时可能被屠杀的生命危险,观众期望他们尽快脱离追杀,可敌人重重设下关卡,步步围追堵截,能否将负责人送出危境险地,这是本片牵动观众的悬念。这一悬念的叙事动力建立在观众“生之本能”的深层心理基础之上,认同于主人公的观众越是急切希望他们活下来,叙事就越加延缓观众愿望的实现。
影片设置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和危机,让任务的实施屡遭变故,老师在被追捕时中弹牺牲,李一民带着老师留下的钢笔寻找组织,又遇到内鬼的欺骗、战友的惨死、接头地点的暴露,巡捕的拦截等等,每一次遇阻都增加一次悬念,同时强化了情节的紧张感并加剧了观众的提心吊胆。通过冲洗放大照片,发现对革命志士歌喉的刽子手竟然是地下组织的一个负责人?!这一恐怖片笔法让观众不寒而栗,党组织在破除难关的过程中,终于识破了叛徒的假象,同时将计就计,诱使他落入陷阱,将其击毙。重要人物终于登船离港,组织的任务最后得以完成,观众潜在愿望得以实现,揪心捏肺的心理得以平衡,这是谍战片类型欣赏的一般心理过程。为了不让观众产生套路感,编导在主线叙事中还不断展开反转叙事,而且这种反转是敌我双方的相向反转,印小天饰演的地下党负责人章贵生原来早已叛变成为敌特,梁靖康扮演的敌方下级军官居然反身成为地下党员,这些难以预料的情节设计让观众脑洞大开,大呼过瘾。
然而这部电影没有停留在一般谍战片的起承转合、跌宕起伏上,它还继承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地下工作者题材电影的类型传统,不仅设置紧张的情节,更要突出信仰的力量,《烈火中永生》《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电影全都强化了共产党人的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为了信仰和初心,他们不惧牺牲,视死如归,带着脚铐和铁链昂首走向刑场。《孤星计划》同样继承了这一传统,其悲剧美学的效应是,主人公为了精神和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生命虽然毁灭了,但精神却获得永生,观众在主人公的牺牲中获得了崇高感。哲学家周国评在分析尼采《悲剧的诞生》时指出:“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悲剧则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孤星计划》同样把青春撕碎给观众看,丁梦华被叛徒的尖刀刺穿肺腑,强忍剧痛也不透露秘密,直到敌人在她的五脏内搅动利刃,鲜血喷涌,剧痛而亡。李一民为了任务的完成,最后开着车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们生如夏花,死之壮烈,极具震撼力的残酷牺牲画面,把青年共产党人的信仰烘托得如此壮烈!在这里,谍战片叙事与青春片叙事双轨并行,悬念惊险与成长牺牲彼此交织,创造了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的双层审美效应。
《孤星计划》在启用青年演员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因为中国主流电影观众不断地年轻化,最新一代观众总是崇拜并心怡自己的青年偶像,以自己喜欢的青年演员作为选看电影的先决条件,所以摄制组挑选青年演员成为争取电影观众、提高票房成绩、扩大产品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有些青年演员由于缺乏演技,网络流量虽高,电影票房却不如人意,有的流量红星甚至被称为“票房毒药”,因为演技差导致的影片虚假稚嫩,让新老观众都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用青年演员,成为摄制组提高电影质量的关键问题,《孤星计划》提供的经验是,虽然使用在音乐界获奖无数、粉丝万千的当红少年明星王源,但不是盲目地使用,而是根据他面貌气质选择或专门设计与这种气质相对应的角色,这样会让演员在这种角色的表演中收放自如。王源虽然在歌坛引领风骚,时尚先锋,但在卸妆造型后自然呈现出朴素无华、踏实坚毅的原生态,根据这种性格气质特征,编导没有让他表演书卷气足、侃侃而谈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人,而是为他设计了无产阶级工人身份,在片中担任学校与工厂之间的联络员,这种设计让角色的性格和动作呈现出自然的真实质感以及角色合理的性格逻辑。王源按照这个角色的逻辑和气质展开表情、台词和动作行为的表演,按照青春片的类型设定,细腻呈现了角色的觉醒、朦胧的爱情以及他无畏地加入、稚嫩地上当、逐渐地积累、勇敢地冲锋、壮烈地牺牲这一曲折青春生命成长过程,让观众对演员的角色塑造完全信服,并获得巨大情绪冲击和心灵感动。
近年来,有相当一批演员不断积累创作经验,磨炼演技,缩短了自己与角色的距离,或者与角色融为一体,塑造了栩栩如生的银幕形象,提高了同类电影的票房纪录,《志愿军:存亡之战》《刺猬》《无名》《我的姐姐》《人生大事》《解密》等许多作品的成功就是例证。明星研究学者保罗·麦克唐纳指出:“明星的品牌化功能起源于明星如何代表着一系列价值和意义,以及明星的人格让人如何看待电影,销售电影。”由于王源在歌坛的无数荣誉和在青年粉丝群中的巨大影响力,他在《孤星计划》中创造的地下工作者形象成为连接主流价值与万千粉丝的精神纽带。演员的青春与角色的青春融为一体,迸发出光焰四射的青春火焰,激荡着主流观众的青春生命,催动着中国电影文化生机勃勃,健步前行。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