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是中国文艺的一个重要母题。文学创作中，先秦《诗经》的回乡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百年前鲁迅的回乡是对童年玩伴闰土变化的遗憾。影视作品中，有20世纪80年代的张珊珊从香港返回内地体验《似水流年》，也有21世纪的李文秀从城市返回《我的阿勒泰》。从古到今，故乡一直是令人牵挂的地方，回乡的故事也总能引起人们的思绪与共鸣。2024年暑期末上映、由金雄豪执导，摄制于广东韶关始兴的儿童电影《仙女鸟飞过的夏天》（以下简称《仙》片）讲述的则是一个网络时代的儿童回乡故事。

与一般叙述成人“回乡”的作品多表现主人公成年后重返故乡、在故乡的今昔对比中感受人生变化和岁月流逝不同，当代儿童电影的“回乡”叙事多以“城市孩子暑期回乡与祖辈生活”的模式展开，影片主角往往是来自城市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从小在故乡长大，后来到城市里工作安家，只留下祖辈在故乡生活。父母将他们送回祖辈家中过暑假，他们的“回乡”实际是回父母的故乡，他们的暑期生活也是跟祖辈在一起，如备受好评的《过昭关》即是如此。《仙》片也采用了此种叙事模式：来自北京的小学生周镜然与表弟一起在暑假被母亲送回到广东始兴老家，与外婆一起生活。而与传统儿童电影不同的是，在网络时代成长的周镜然们的“回乡”生活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仙》片的儿童“回乡”叙事也有了与传统不同的面貌。

首先是“回乡”目的及叙事重点的改变。传统儿童电影中，主人公的父母多因工作忙碌无暇在暑假陪伴他们而将他们送回老家由父母照顾，他们回乡的目的是较为单纯的度假和陪伴老人。而《仙》片中，镜然妈妈送他回乡的目的是让他远离电子设备、戒除网瘾。目的的转变使影片的叙事重点发生了变化。传统儿童电影中，儿童回乡后与祖辈生活在一起，会在与祖辈的接触中逐渐了解祖辈的人生经历观念并从中得到启发和成长，叙事重点在于祖孙两代的接触及对祖辈生活的描述，如《过昭关》的重点就是孙子随爷爷上路去城里看朋友的一路经历，突出的是爷爷“关关难过关关过”的豁达坚韧。而《仙》片的故事冲突主要在母子之间，叙事重点是在孩子身上，对外婆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描述。周镜然刚开始回乡时对外婆家的生活是排斥的，他难以忍受断网之苦，不断想出各种办法想拿到手机和iPad，一会是找理由向外婆索要，一会是帮表弟做作业换取使用其iPad的时间，甚至还用快递把iPad寄了过来。与周镜然绞尽脑汁想玩游戏相对立的是镜然妈妈对他的严格管教，她特定派了镜然的小舅跟着他们回乡，监督着不许他接触手机、iPad等电子产品。双方的这些冲突细碎而真实，对困扰当代家庭的儿童网瘾问题的做了生动描绘，得到了家长及孩子的共鸣。

既是“回乡”，《仙》片自然少不了对于故乡的展现。镜然回的外婆家在广东千年古县始兴，影片取景地也是始兴。片中展现了始兴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金黄的田野、高大的围屋、仙女鸟的传说、张九龄宰相粉。而影片对地方文化的呈现方式更具有时代特色：孩子们不是以旅游的方式来接触故乡，而是以游戏冒险的方式来探索始兴的。始兴是“中国围楼文化之乡”，至今仍有249座保存完好的围楼。电影的主要情节便是孩子们在隘子镇满堂客家大围里的围屋寻宝之旅。在围屋内有宝藏的传说诱惑下，孩子们在这座拥有大大小小777间房子的“岭南第一围”内开了一场寻宝游戏。他们追寻宝藏的方式也是游戏似的：从围屋的角落里发现寻宝线索开始，根据线索再到下一个地点进行寻找，在此过程中他们走遍了围屋各个角落，直到最后发现装着宝藏的箱子。当然，在发现宝藏的同时，孩子们也发现了所谓“寻宝”不过是一场被人为安排的游戏——因为他们已有的游戏经验让他们知道宝藏并非如此轻易就能被发现。这种游戏化的叙事非常符合当今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也充分展现了传统的客家围屋与现代娱乐结合产生的沉浸式体验的魅力。

《仙》片里的镜然妈妈也是一个颇具网络时代特色的形象。当孩子们终于在围屋找到宝藏时，他们意识到了这只是一场被安排的游戏。果然，从宝藏的传说到寻宝的线索，无不是出自镜然妈妈的安排，而她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将孩子们的行动摄入镜头，用孩子们的真人秀的方式为自己的网络账号带来“流量”。而当周镜然揭示出妈妈的这一举动时，妈妈送他回乡“戒除网瘾”的目的就像回旋镖一样飞回了自己身上。原来，网络已是当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媒介，不仅孩子们离不开网络，大人同样离不开网络。网络是孩子们游戏与学习的工具，也是大人的生活与工作的方式，他们一面抗拒，一面又不得不投入。这使片中的母子关系脱离了单纯的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而是有了更多的生活层次和反思意义。更值得肯定的是，影片最后并未简单判定母子俩孰对孰错，而是让他们打开心扉进行交流，对彼此有了更多的理解。

整体上看，《仙》片是一部以网络时代的游戏思维反映网络时代亲子关系的作品。影片将青少年网瘾这一现象融入儿童“回乡”叙事之中，以游戏化的方式推进故事情节，展示地方文化，探讨亲子关系，轻松而不失严肃，有趣而发人深思，是网络时代儿童“回乡”叙事的一次积极探索。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