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纪录片，既往的路向或角度大抵有三种：一是纪录片史论的路向；二是文化、意识形态研究的路向；三是创作论即“纪录片制作法”的路向。这三种研究已有大量成果，但这三类成果虽有其专攻一端之深刻，却也都不免有单向度之憾。

近读四川大学候洪教授的《纪录片的诗学想象：历史与文本研究》（以下简称《诗学想象》），惊喜地看到，此憾竟已得到极有力度、厚度的填实。这部巨著从历史学视野观照纪录片但志不在史论，深挖纪录片的社会文化、艺术美学价值而亦非单纯的文化研究，荟萃诸多典型创作案例予以剖析却不止于探求创作法则，而是以媒介考古学为主要方法，且辅以多种相关理论，以纪录片发展史脉、节点为经，以各阶段纪录片范型文本为纬，对纪录片的本体特质即话语特征与功能特性，以及演化发展轨迹进行了独到而精辟的分析、描述，并结合新近的技术发展，为纪录片“能成为什么”做了前瞻式探索。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共10章洋洋洒洒135万余字，以纪录片通史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将纪录片理论与纪录片实践打通，创新建构纪录片研究框架之际立即重返创作实例进行实证，将艺术纪录片作为媒介物质，从内容的艺术性、形式的艺术性以及艺术性功能三方面结合，系统地为艺术纪录片研究新创了一个研究范式。

与剧情片蔚为大观的研究、批评相比，纪录片长期处于被漠视和误识的境地，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纪录片研究才开始崛起，西方影视学界甚至因1970年代中后期以来纪录片不断发生类型新变的现实而形成了批评和研究“突然爆炸”的局面。但是，今日的纪录片创作虽因制播技术的发展和创作观念的拓新走出了宽广的大道，纪录片研究、批评也俨然已成喧哗的显学，然而纪录片创作界、学界仍在为纪录片本体特质的定位定性即“纪录片是什么”而大存困惑乃至激争如“战场”，而其争论的焦点始终是关于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

这一重大问题的争论可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纪录片的特质是内容客观、手法纪实，一派则认为内容不可能不主观、手法不能自困于“直接电影”的纪实方式。《诗学想象》也深度介入了这一“战场”之中，不赞同“客观”派的主张，以“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的观念谈论真实问题：“历史的真实性之‘真’其实就是历史叙述的‘真’，而不是历史本身的真实”。

但侯洪若只是以某个或某些新锐的理论或观念来立论，那这部专著也并不能令人耳目一新，值得称道和应予重视的是他不跟异于己见的论者缠斗，而是诚恳地脚踏实地回到纪录片创作史程、回到纪录片本身去讨论问题、寻找答案，由对经典性的里程碑样本即纪录片发展各阶段具有范型意义的纪录片类型的归纳和精细分析来给出独树一帜的本体论见解。

精彩的是，著者观照纪录片史实时，采用了不同于大流的角度和眼光，顿时就让这些众皆熟知且反复论述过的样本/类型焕发/被发掘出了新意——例如其探究纪录片的叙事与事实之间关系的“上编”，就大笔如椽地将纪录片囊括为人类学纪录片、艺术纪录片、主流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四大类型，以媒介考古学的方法将既有的旧材料翻出了新异的材质，并由此“铁证如山”地证明了纪录片从内容/主题到修辞/话语都必然有其“诗学想象”属性。

人类学纪录片与艺术纪录片是“再现”与“表现”的两个极端，前者因人类学学科的宗旨而特别强调如实记录的客观性，但侯洪教授通过另眼观照该类型的发展历程、深入分析该类型典例的特征，证明了该类型必需的学理性和科学发现功能，使其必具绝非纯客观的“发现与使命”。后者更是毋庸置疑、无可讳言地充满了主观的“诗意”，“艺术纪录片”这一概念的提出和文本划类，可谓《诗学想象》最为重要和精彩的创获。

众所周知，求真、尚善（或曰认知、教谕）是纪录片功能的显著特征或曰主要的功能，尼科尔斯称之为“严肃话语”（Discourses of Sobriety），视为所有纪录片都必备的根本特质。但是，却也确有“严肃”性淡化而审美性突出的纪录片，尼科尔斯所说的“诗意纪录片”即属此类。侯洪教授提出的“艺术纪录片”的概念，其“狭义”者正与“诗意纪录片”基本重合，它们是纪录片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其“广义”者则指向了整个纪录片总类必有的话语、功能的特质，侯洪教授精细地论证了对于诗学价值、审美功能的追求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蕴含在每一部纪录片作品之中。在此，《诗学想象》对艺术纪录片的探析与界定为纪录片研究拓宽了视野。

主流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这一对范畴也是纪录片的两个端点，但相互对立的这两个类型却也有其共性：受着时代语境、作者语境的显性制约，因此，其文本的主体性和主观性是从不缺席也不容缺席的。媒介考古学方法主张恢复媒介物质性，并不是只将其视为一种技术，而应同时观照其运作机制和技术控制如何影响和参与形塑心智感知、社会文化等方面。《诗学想象》在描述国家主流纪录片、民间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之际，重视的是其历程与诸般语境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语境分析时，不流于浮浅的泛泛而论，比如，在对民间独立纪录片生成机制和文本功能的分析、概括时，不是俗套地只重作者语境而强调其个性化美学特征，而加入了商业市场（包含平台）和国际电影节等商业语境、文化语境乃至艺术体制等方面的考量，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因而特别深刻、独到而切实。

《诗学想象》在讨论纪录片的表达对象与表达媒介之间的关系时也极具突破性，中编的四个章节对纪录片内容的生成给出了新的探索路径，不再是老生常谈的反映论或模仿论，而将饱蕴主观性、主体性的“记忆”与客观的客体之间的“相生相克”视为纪录片的生成机制，选取了人类历史重大进程或事件与纪录片创作重要发展阶段或议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案例，深入探究了纪录片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关系。

“城市与记忆”选取的首例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居主导地位的纪录片，此际也正是纪录片创作从“远方”转向“近处”的时期，工业革命和城市变化是纪录片重点关注的对象，“城市交响曲”式纪录片全球风行。这些纪录片不只是反映或表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节点与进程，同时也因其强劲的思考而诠释着人与城市的关系，并且由纪录片的这种诠释影响着城市与人的关系，譬如吉加·维尔托夫《持摄影机的人》这样的“元纪录”纪录片表述的就是人与机器（摄影眼）与城市再到城市中的人的思考。“灾难与记忆”“体育与记忆”“生态与记忆”主题蕴含着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哲学等方面的内涵、命题，纪录片对这些主题的呈现与思考也都反映了媒介与所处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联。这样的专题研究也正是当前影视研究的前沿和重点难点课题，为立体化研究艺术纪录片做出卓越的理论贡献——不仅能够以媒介哲学思维考察和观照诸多纪录片类型与社会文化及其关联，还能严谨、合理地构建立体的、成体系的研究范式。

有着惊人规模的《诗学想象》不仅检视过去、审思现实，而且热情地迎候未来。侯洪教授在该书的下编对“后格里尔逊时代”的纪录片创作现状和新技术带来的大变局进行了理论透视和文本解析。他以积极、开放的态度正视中西“新纪录片”和“新纪录运动”，对挑战传统纪录片话语的动画纪录片、实验性纪录片、科幻纪录片等类型的合法性、发展潜力及其诗学价值、范式开拓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性论证，而这样的理论阐扬也为纪录片的诗学追求增扩了广阔的新方向。高科技新技术来势汹汹，虚拟纪录片、参与交互型纪录片、数字实验性纪录片的诞生，Sora的话语重构功能、AI的无限潜能，以空前之巨力冲击着纪录片的“纪实性”，使得纪录片的未来成了目前最为关注的议题。新技术变革下纪录片将去向何方？在大家还在为新技术而惊叹时，侯洪教授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调研和严肃的思考，尽管这一切尚未尘埃落定，未来难以精确逆料，《诗学想象》也没开出万应药方或实操指南，但其提供的研究框架和典例分析，已具有为业界、学界提供路径和引导的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电影电视学院人文影像研究院，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