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隆重举行。这是电影的饕殄盛宴，值得所有喜欢电影的人翘首期待。我作为一个参加过第一届至第十四届电影节工作的老电影人，虽然在这电影节临战时期不用厉兵秣马，熬夜受更，但我的思绪和情感却再一次被电影节所牵引，无需按键，我记忆的屏幕上就会涌现很多被岁月掩隐的往事。人的一生能做别人没有做过或者很少有人做过的事，值得一辈子骄傲和玩味。1993年，我有幸参加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筹建和举办，做了一次“吃螃蟹的人”。那时，我们有美好的追求但缺少专业经验，有宏大的设想但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有跃跃欲试的心，但面临的困难像一只只无形的大手泥门塞洞。然而一次次筹备会，吴贻弓、谢晋等呼唤创办电影节的坚毅神态、坚定话语，坚强信念，让我读懂了我们的责任，理解了“弯弓没有回头箭”的道理，增添了即便遇到南墙，也得把它撞倒后继续朝前走的勇气和胆量。作为新闻委员会的主任，我是被硬攆上架的鸭子，深知这活不好干，一接手就犯愁发怵，有一种“猪八戒抱刺猬”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下手。我知道自己几两重，既不是学新闻的，又没有参加过任何国际电影节，懵懵懂懂啥都不清楚。更闹心的是这新闻委员会要承担的责任太多太重，设计制作各种宣传品、策划组织各类见面会新闻发布会、安排落实各项宣传推广活动，头绪繁杂，面广量大，可整个新闻委员会不足十人，而且都是电影局厂的工作人员兼任的，对国际电影节“未见猪吃，也未见猪走”。加上领导耳提面命的“外事无小事，务必如履薄冰”的训诫，让人有点“提心吊胆”。

巧妇学做少米之炊

就说编辑电影节的会刊吧。一册厚厚的会刊，图文并茂、中英对照，是电影节的窗口和脸面，其内容涉及电影节的评委介绍、参赛片、参展片的介绍、主要活动的预告等等。我虽然编过电影刊物，但会刊内容指定性很强，上海国际电影节刚问世，在国际电影界还缺少知名度，联络、通讯、运输不便捷，许多会刊内容很难及时到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们还不是巧妇。怎么办？我们只能组织人员千方百计从外文报刊上寻找替代品。评委的邀请和落实也迟迟定不下来，眼看发稿期限到了，等不及，本着宁多不缺的考虑，我们将所有已经明确表示意向的评委悉数上了会刊。果然，电影节开幕前夕，还是有两位评委婉拒了邀请。但能来的，会刊的介绍一个不缺。

编会刊，材料不全，固然麻烦，编排印刷手段落后，更令人头疼不已。那时用的是照相排版技术，内容版式确定后，图片要扫描，文字需通过照相翻印在相纸上，再根据版式样稿剪贴，然后制版进入印刷。程序复杂，费时耗力，每天晚上，新闻委员会的成员都围立在会议桌旁，找的找，剪的剪，贴的贴，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行或一个字不见了，几个人趴在地毯上，瞪大眼睛旮旮旯旯寻个遍。幸好那时还年轻，腿脚还算灵活，换成现在，爬几次就能浑身散架。就是这样的技术水平和工作速度，有前瞻性的领导要求我们与国际接轨，电影节期间，每天出一份中英文对照、图文兼容的《每日新闻》杂志，及时报道电影节方方面面的活动和信息。这是个很大的难题，能否很好地完成，我心中无底，但领导的要求，我们不能打折，“没有干不好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唯有攻坚克难，破难而进。我们对版面做了精心设计，事先将每期的彩页版做好，留下十六页黑白版到电影节期间当天采访、编排、拼版、印刷。这活不重但累人，耗时耗精力。电影节期间，每天上午开编前会，明确采访目标和任务，晚上九点集中所有的文字、图片，进行筛选和修改，打印，一遍遍校正，再根据版式设计编排，通过照相制版出样，最终出大样，作最终的修改，然后签字付印。这时 基本上是“身披一道朝霞了”。尽管程序一道又一道，过程一坎又一坎，好几双眼睛吹毛求疵，反复审读，为的是不留瑕疵，不出纰漏。然而因为每天工作近二十个小时，常常通宵达旦，错误就偷偷地从疲乏中孳生了。我作为主编，每天最后一个离开印刷厂，第二天一早最先来到办公室，刚出印刷厂的《每日新闻》需经过我的检查后才能分发。我这么做为的是如果发现谬误能够及时处理，以免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影响。

不动声色改正错误

没想到，难以预料的事真给我撞上了。电影节开幕后的第三天，一早，当我在办公室里打开还飘着油墨香的《每日新闻》时，仅仅扫了一眼，后脊梁就腾起一股凉气，心里暗自直叫“出大事了”。一篇采访当时国家电影主管部门领导的文章，配发的照片竟然是一位体型面容相似的韩国导演！估计是昨夜美编由于疲劳而看走了眼。我心急如焚，但没有声张，只是关照这一期《每日新闻》不要发，马上送回印刷厂，已经发的几本也要追回来。随后，我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找了一张那位领导的照片，坐上专门配给我的可以畅行无阻的新闻采访车，一路疾驶，赶到印刷厂，直奔厂长室。那位我熟悉的徐厂长，熬了一通宵，正准备离去，却被我拦在了办公室。听完我的三言两语，厂长急了，转身出门进了广播室。“上夜班的同志请注意，请大家留一留，有重要任务”，车间的喇叭里顷刻传来了厂长的声音。于是，在厂长的直接指挥下，各工种分头行动，拆的拆，重新制版的重新制版，印的印，装订的装订，足足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总算神不知鬼不觉，在11点钟将完整的《每日新闻》送到了宾客的手中。有人问我“今天的《每日新闻》这么晚了”？我笑笑：“还好吧，没怎么晚。”表面上很镇静，可心里犯嘀咕：如果按时拿到，那我就摊上大事了！

从1993年开始，我连续13届主编《每日新闻》，遇到这样“临时抱佛脚”的事还是蛮多的，由于处理及时，几乎都没有露出蛛丝马迹，但心里那份“如履薄冰”的感觉挺折磨人的。折磨的次数多了，也就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超脱感了。

以诚相处厚待记者

电影节要扩大影响，做出品牌，宣传自然要轰轰烈烈，大张旗鼓，但是作为重大外事活动，又得谨小慎微，牢牢遵循外事纪律，把握分寸、守住底线。我们感到最棘手的是怎么能让记者步调一致，不出或少出岔子。上海国际电影节一亮相，吸引了媒体的眼球，毕竟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媒体不可能袖手旁观。尽管鉴于我们的接待能力，对记者的参与设置了一些条件，包括收取报名费、限制名额等，但是参与的记者依然出乎我们的意料。有平面媒体，也有电台电视台，有国内的，港台地区的，也有国外的，一下子来了几百人，长枪短炮南腔北调，一个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凭着灵敏的嗅觉和见缝插针的勤奋，时时刻刻“捕风捉雨”抢新闻。新闻委员会专门安排了几个同志对付记者，并再三叮嘱“对记者要厚待、宽待、善待”，专门设立了记者评奖、记者沙龙，增加他们的参与感，增加工作上的方便，还免费为他们提供一些类似咖啡、茶水、小点心的服务。但是双方依然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冲突。而导火线恰恰都是和采访有关，尤其是一些小范围的采访，由于粥少僧多，轮不上的自然就不平，不平就鸣，就申述，就抗议。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只能笑脸相迎赔不是。说心里话，这不能怪记者，人家交了钱付了费，车马劳顿，寝食不安，为的啥？不就是抓点新闻抢点镜头吗？我当过杂志主编，深谙记者的苦衷，总是想方设法满足记者的要求，尽力为他们提供方便，但有时也常常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印象最深的就是接待好莱坞著名影星索菲亚。尽管事先对此保密，但哪有不透风的墙。这么一位世界级“巨星”第一次来中国，这可是特大新闻，记者谁不想见见她，采访她。我们的难处是，人家大牌明星绝不是谁想见就见的，她有自己的规格和要求。她们同意安排记者直接去机场内接机，但名额不能超过十名。几百个人中选十人，可谓“百里挑一”，选谁都得咬牙跺脚下狠心。反复权衡，再三权衡，人选总算定了，一切都“悄悄地”不动声色中进行。谁料 ，就在这十名记者坐车去机场后不久，我的办公室里突然闯进一位年轻人，他一进门就扑通跪地，像捣蒜一样对着我磕头。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赶紧伸手拉他起来。他不从，嘴里咕噜着：“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我能答应啥呢？我拉他，还是不起，我急了，嗓音也大了，“起来！我答应你。”话音刚落，他一咕噜爬了起来，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听口音，是海峡那边的。我问，你让我答应什么。他告诉我，这次台湾来的媒体中，比较大的有两家，这两家互相间争得很厉害，这次报社对他采访上海国际电影节有极其苛刻的要求，如果那家竞争对手采访到的新闻，他没采访到，回去就自动去职，而这次安排去机场的十家媒体中就有与他们竞争的那家媒体。我真没想到我们考虑到台湾地区“骨肉情”的特意安排竟卷入了一场势不两立的纷争。我明白了年轻人的意图，我决意帮他一把，免得他回去后饭碗被砸。我立马和在机场负责接待的同志通了电话，为他争取到了一个名额。他喜出望外，竟然抱着我，在我脸颊亲了一口。我愣住了，望着他跨出门外的背影沉思了好一会。我为残酷竞争感到不可思议，更为小伙子的敬业精神而心生敬意。幸好，在数百名记者中，像这样不顾脸面追求好新闻的还是屈指可数，大多国内媒体的记者关心的是有没有统发稿，只要拿到统发稿，任务就基本完成。因此每次写统发稿可得费点心思，尽量让那些考统发稿交差的朋友能掌握点“干货”。

当了十三届电影节新闻委员会主任，记者的数量越来越大，竞争也越发激烈，但我们以诚相处，以礼相待，彼此间虽然难免有些矛盾和不愉快，，一些记者也为我们出了不少难题。但我们能理解，都是为了电影节，相同的目标为我们架起有意的桥梁，我们还是成了朋友。我从内心要感谢那些记者，没有他们的参与和努力，上海国际电影节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曾经享受的特殊待遇

万事开头难。第一届国际电影节是对我们能力的一次测试。我始终提醒自己，忙并不可怕，忙而出乱才是最可怕的。我告诫自己，“无过就是最大的成功”。电影节期间，白天负责接二连三的新闻发布会、见面会，晚上主编中英文版的《每日新闻》，每天去印刷厂发稿，凌晨三四点直到看完大样后才回家，打个盹，早上八点又守在办公室开始新的一天。真的很累很累，但一想到自己做了别人没有做过、自己不敢做的事，心里还是乐滋滋的。至今我难忘当年我们曾经享受的特殊待遇。因为工作多、任务重、时间紧，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填饱肚子，靠的是赞助来的八宝粥、火腿肠、瓶装水等充饥解渴。深夜回到家，洗一把倒头就睡，也顾不上妻子的“犒劳”。可是，人不是机器，加点油就可以照样运作。一罐粥、一根肠可以解决饥饿，但要在在夜以继日的繁忙中保持精力充沛，又有什么灵丹妙药呢？这天，电影节办公室主任江平给我送来一大箱当时市面上流行的保健品“活力OK”，告诉我这玩意儿是中药西制，可以提神醒脑，祛乏消累，每天坚持喝，能让你活力四射，不知疲倦。我将信将疑，先尝试着喝了几支，感觉良好，于是在得到江平的无副作用的告示后，我加大剂量，每天一早喝上十支，效果堪称神奇。我每天加班加点连轴转，竟然不困不累，始终像个充满气的皮球，到处蹦蹦哒哒。真的该感谢这有着洋名的中成药，为我保驾护航，当一大箱“活力OK”全沉入我的皮囊后，我也顺利地度过了充满挑战和紧张感的日子，完成了组委会交办的各项任务。让我惊奇的是，在电影节结束后，几乎所有参与者都瘦了，唯独我，重了好几斤。当我把这样的收获告诉别人时，有人提醒我：“这活力OK中是否含有激素？”我不明就里。当我的体重继续飘红时，我开始意识到我被“激”中了。果然，时隔不久，这种保健品“活力”已尽，再也不能“OK”，在市场上彻底销声匿迹了。然而我的体重却久久地地保留着累累硕果。这是电影节给我的永久的馈赠。

电影节的馈赠，是苦是甜？是累是乐？我们心里心里清楚，但很难一言以蔽之。当第一届电影节落下帷幕，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相聚时，许多人，包括吴贻弓，都流泪了。我们像赛场上赢了球的运动员，总算没给电影，也没给上海丢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三十多年过去了，尽管自己已“退出江湖”，电影节与我们也“不搭界”了，但抚今思昔，心生感慨。在电影节日趋成熟、声名鹊起的今天，当初我们曾经经历的这些也许已经被时代和科技的发展淘汰了，但我们的记忆中永远储存着这些经历，那一件件一桩桩值得留恋的往事，泛着青春的光彩，熠熠生辉，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为上影集团原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