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暨中国科学技术馆特效电影展映及佳作评审活动，可以说是本届北京电影节最具科艺融合概念的单元。该科技单元以“新技术 新赛道”为主题，设置“最佳科学传播、最佳特效设计、最佳国产、最佳科学家精神和最佳观众推荐影片”，共评选出包括《蓝鲸：庞然大物归来》《奇妙的化学之旅》《熊猫传奇——黑洞之吻》《群星闪耀的夜空》等六部影片。在当下科技革命不断深入推进的时代，这一科技单元的设置，无疑是对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力的当代电影发展与电影产业建构的一种积极回应。并且，作为“科学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科普场馆特效电影展映与评选活动，在科艺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本着科学探索、科学发现与科学教育、科学普及，以及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讲述新时代中国科学家故事的宗旨，契合了科技革命时代的发展脉搏，拓展了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

作为一类独特的片种，科学电影在概念认知、类别范畴、创作取向，以及思维与观念层面，如何有效驱动科艺融合形态下电影产业的创新性配置，如何在科学探索、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等层面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恰恰是需要科技工作者和电影工作者所共同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一个概念，

一类独特的片种

就概念本身而言，科普场馆特效电影这一概念，在内涵所指层面，并非仅仅指涉为电影中对技术特效的运用，或者是以技术特效为主导的，那种奇观化的电影视觉效果及其美学的形式体系。事实上，与一般商业院线的特效电影所不同，科普场馆特效电影，虽然也同样蕴含数字视效技术的概念和技术成分，但在根本上，则属于“科学电影”的范畴。这一范畴的界定，一方面是由科普场馆特效电影所承载的科学探索、科学普及，以及基于影像的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与内容生产层面，科学工作者运用影像，对运动变化的世界进行科学考察、分析和科学记录等不可分割。

事实上，“科学电影”作为一类独特的片种，在世界电影的发展历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且始终是与科学探索、科学考察与科学普及、教育等密切相关。1947年，在巴黎成立的“国际科学电影联合会(I.S.F.A.)”，旨在推动会员国之间，针对科学电影的广泛交流与合作，从而有效促进科学探索、科学研究类影片与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类影片，在信息交流与协助摄制等层面的广泛交流和合作。并且，每年度的联合会代表大会期间，还会举办国际性科学电影的展览，以促进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其他剧情片所不同的是，科学电影的创作主体，一般是由科学工作者和电影工作者共同组成，所创作的内容主要涉及科学研究与科学探索、科学知识传播与科学教育和普及，以及科学家精神等等层面。因此，究其实质，科学电影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实际上是建立在科学的知识生产层面的一类独特片种。

在中国，科学电影则被命名为科教片，也即是科学教育片。这一片种的确立，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1952年，当时的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基于电影的社会化功能，决定成立教育片组，在此基础上，1953年2月,在上海正式挂牌成立了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之后又更名为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60年3月，伴随着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以及农业部所属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的成立，标识着中国科学教育片已逐步形成了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规模。至今，在每年一度的中国金鸡电影节中，还有这一奖项的设置。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以及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之后，中国科教片已面临着剧情片的巨大冲击，无论是整体产量、投融资状况，还是在内容生产与制作品质层面，甚至是观众定位层面，都与当下科技革命的时代浪潮，剧烈变革的数字技术发展，以及高度商业化的电影市场机制、观众的审美接受与欣赏期待，难以构成同步的发展关系。

一次观念的转换，

一种产业的创新性配置

中国科教片的存在现状，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如何解决与时代、与观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科学电影创作及其未来发展所面临着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当下数字媒介与融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以往那些过度聚焦于行业技术问题，并主要针对不同行业已有的科研经验、科研成果，进行具有实用性价值的总结和普及教育的科教片，以及那些在科学普及的层面，过度低幼化的科教片，如何在科艺融合的的视域下，在观念的认知层面，以及在基于差异性的文化与受众定位等层面，进行思维的变革与观念的迭代和提升，可以说是中国科学电影未来的创作发展及其产业建构的重要前提。

正是基于此，对于中国科学电影的未来发展而言，首先，在观念认知层面，当代科学电影的创作与表达，不能仅仅囿于现有国产科教片的概念和框架，而是要在知识生产的维度，针对科学电影的文化定位与社会功能，进行整体的构架与整体的规划和思考。并且，将科学电影定位于知识生产层面，也即意味着，科学电影不仅具有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社会职能，更具有基于科学探索、科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职能。

其次，在基于多极化世界的文化差异性中，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理念，中国科技电影既要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在内容生产与技术手段的运用层面，在不断吸收和借鉴外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的创新和探索。更要在文本内涵与价值预设层面，始终彰显“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中国传统思想智慧和文化理念，并以此确立起中国科技电影自身的科学精神与文化身份，以及审美与价值取向。

再者，在科艺融合的视域中，展开科学电影的创作。科学与艺术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两条重要路径，在彼此的互为依存与互为建构之中，在根本上形塑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观看之道”。由此也产生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各自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正如哲学家科林伍德所指出的：艺术“是一种认识活动；它是有关个体的知识。相反地，科学则是有关一般的知识； 科学的工作是要构造一般概念并解决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科技电影的创作始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基于“个体的知识”的“艺术个性”，与基于“一般的知识”的“科学一般”间的关系问题。

最后，当代中国科技电影的创作和发展，需要对目标观众进行重新的定位。事实上，任何具有传播价值的艺术门类，都要有明确的受众定位，电影更是如此。电影社会学家伊恩·贾维针对电影与社会的关系，曾经提出四个重要命题，分别涉及电影的生产、消费、功能与传播四个维度：一、谁制作影片，怎样制作的，为什么制作影片？二、谁看电影，怎么看电影，为什么看电影？三、什么让人看到了，怎样让人看到，为什么让人看到？四、影片是如何受人评价的，被谁评价的，为什么受到评价？ 某种意义而言，伊恩·贾维的四个重要命题，同样适用于科学电影。

一个倡议，

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作为本届中国科学技术馆特效电影展映及佳作评审活动的评审专家与评委会主席，面对当下科技革命与技术创新所引发的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在此发出如下倡议：将科学电影的发展，纳入到整体电影产业格局与规划之中，通过政策性资金扶持与民营资本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在中国科协与国家电影局的领导下，联合国内科学界与艺术界，有志于从事科技电影创作与科学普及、教育的优秀科技工作者、电影创作者，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电影的创作与发行机制，从而担负起推动中国科技电影的创作和发展，推动科艺融合形态下的科学探索与科学教育和普及的历史重任。

可以说，科艺融合是人类文明必然的发展趋势。正是在这样一种趋势的引领下，如何在感性思维、理性思维与计算思维的互为融合与转换中，焕发出更具创新性，更具创造性的艺术表达力，对于当代科学电影的创作与表达而言，显然是极具挑战性的。尤其是在当下数字技术时代，这种挑战性不仅仅只是体现于影像的可实现性及其技术手段的运用层面，而是针对传统的电影本体观念的挑战。从“拍”电影，到“做”电影，直至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像生成，当代电影的发展在科技革命时代，已然表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并且，这种更多可能性也导致电影产业的深度转型与产业格局的重新架构。

就产业建构本身而言，回溯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之后，几乎每一次科技革命与新技术的突破、创新，都会引发相应的产业变革，从而导致产业的深度转型与生产力的大力提升。那么，在当下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渗透于艺术创作的时代，无论是虚拟空间场景、数字化虚拟角色等在舞台、装置与影像艺术中的运用，还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文学文本、动漫和视频等等，科技的发展不断颠覆着传统艺术门类的创作方式与表意和表达策略的同时，也在不断僭越着传统艺术门类的边界，引发人们对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思考。正是基于此，当代科技电影如何在科学探索、科学假设与影像表意和影像叙事之间，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科技电影的发展之路，全面提升中国科技电影的科技含量与艺术水准，还需要在跨艺术门类的融合之中，建构起更具民族化的表达策略与话语体系。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