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有着重视家庭伦理、亲情孝道的传统，展现家庭单位内华语家庭题材影片也是我国电影中十分重要的存在，数量众多，影响力巨大。那么，华语家庭题材影片为什么能够长期受到观众青睐？这些华语家庭题材影片在展现家庭生活之外对广阔的社会是否存在相应的表达？新时代以来的华语家庭题材影片与“父辈”形象又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新看点？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出发对此进行论述。

一、以情动人，深度共振

相较更为“惊险刺激”的动作片、古装片等其他题材类型电影，华语家庭题材影片本身矛盾更为和缓且不具备动作场面，却能长期在海峡两岸暨香港的院线影片中占据重要位置。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对父母的依恋与对长辈的依赖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家庭题材故事与这些故事中的“父辈”形象与每位观众息息相关，总能通过展现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让观众在熟悉的场景与对话间产生强烈共鸣，也更易满足观众的心理需要和情感需求。父辈对儿女们无私的付出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优秀华语家庭题材影片必不可少的元素。在《海洋天堂》中，导演和编剧围绕父亲工作的海洋馆和儿子游泳的故事，以及父亲不惜代价的付出与儿子日渐成熟的成长编排出一系列情节，把影片中依依不舍却即将面对离别、生活并不轻松却拼命为对方振作精神的父子烘托得有声有色，影片中贴近生活的情节设置，鲜活亲切的长辈形象，以及长辈对子辈无微不至的关怀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语家庭题材影片的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超越简单表面的人物关系，以复杂的角色情绪映射现实、以父辈与子辈之间爱恨纠缠的情感引起观众的共鸣共情。《千里走单骑》两对父子关系中，儿子都不愿见父亲。日本父亲高田在了解儿子的一些情况后，意识到去中国拍戏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而中国父亲李加民与私生子杨杨从未见面，也不愿见父亲李加民。在父子亲情的矛盾中，《千里走单骑》抓住高田同杨杨单独相处度过一夜的机会，以超越父子关系的“父辈”关系真实地反映出两对父子相似的生存境遇与困境、并进而展现深刻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命运：无法面对孩子的高田与无法面对父亲的杨杨在影片中成为一对默契的“父辈”与“子辈”，尤其是杨杨在同高田的相处中虽然语言不通，却从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父辈”身上感受到了遗憾、责任心与亲人般的温暖。这样的创作凝聚着创作者对“父辈”形象的深厚体察和审美发现，饱含着华语电影创作者对普遍情感的体察和感知，能够让观众联想到自己的“父辈”，从而建立共情关系，与影片深度共振。

二、深入生活，立足时代

情感是华语家庭题材影片最重要的一味调味剂，但华语家庭题材影片在创作上不能一味讨巧，通过刻意堆砌苦难、渲染苦情来博得观众同情。当下许多华语家庭题材影片都准确地抓住了家庭生活的一体两面，既不美化现实生活，也不刻意趋避其中隐藏的现实矛盾，以创作者与观众都熟悉的、有深切生活体验的人生刻画出真实的“父辈”形象。例如，《这么多年》抓住了“父辈”形象的真实缺陷，以女主角陈见夏之口批评重男轻女的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缺乏对女儿的关爱，而母亲作为既得利益者却默许父亲对弟弟的偏爱，甚至显得宽厚温和慈爱天真：“一个躲清静，一个是摆设。”陈见夏很清楚重男轻女与她遭受的苦难与“父辈”之间的关系，并勇敢提出了抗争。此刻的银幕上，主人公虽身陷苦难但依旧充满勇气与希望，对“父辈”则持有同情、怜悯、疼惜、善意于一身的复杂情绪。当下的电影观众更善于思考，也更善于表达，华语家庭题材影片的创作者们在创作中充分展现了生活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以动人的细节与复杂的情绪展现出真实的“父辈”形象。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社会与中国的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华语家庭题材影片中的“父辈”形象也相应地接应住房问题、育儿问题、教育问题等时代命题，直击子女教育、亲子关系等热点，内容和题材发生了巨大改变。对此，华语家庭题材影片的创作者立足时代与现实，积极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在作品中呈现出了许多当下观众有共鸣的“父辈”形象。例如讲述一个单亲爸爸为了自己的儿子能进入一个好的小学不断努力的《学爸》中，导演以现实主义为故事背景，以家庭亲情与父子感情为内核，以雷大力雷小米父子为核心展现了几个不同阶层家庭所经历的考验，通过展现了多个家庭的境遇轻松幽默励志地反映一代代人的生生不息，以及当今现实社会对于孩子教育问题的看法。导演和编剧深入到“学区房”“虎妈猫爸”“鸡娃”等时代的发展产生的社会热点中寻找灵感，以现实生活为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与灵感。

三、以小见大，以“家”见“国”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础单位，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文艺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整体趋势下，华语家庭题材影片也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许多优秀作品通过在影片展现“父辈”形象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在表现家庭关系与人物命运沉浮的故事模式下，以“正能量”的父辈形象支撑起“正能量”的时代叙述，将时代表达作为叙事的重要修辞。 在《你好，李焕英》中，导演以奋发向上、积极昂扬的工人李焕英形象展现出一代新中国工人的整体面貌，在展现亲切浓郁的母女亲情外，具有积极正面催人奋进的寓意，在一定程度上回归20世纪90年代的传统工人家庭故事，但又融入了新时代人们对过往岁月的想象，带有新时代环境中的新意与突破，是一种银屏重塑与滤镜下对“父辈”与“奋斗时代”的追念。

在精神分析学中，“父辈”形象也是关于社会架构的隐喻，而在“我和我的祖国”系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和我的父辈》中，关于“国家”的叙述从“家乡”最终落到“父辈”，以“家国一体”结构凸显出“父辈”形象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潜在位置，以及“父辈”形象与“国家”形象的呼应。《我和我的父辈》中，《乘风》中抗日战士马仁兴毅然决然地牺牲儿子乘风以换取百姓的安全转移，父子之情与舍小家顾大家、“保家卫国”的革命经典话语相联系；《诗》通过火药雕刻师对子辈寄予的殷切希望与事业传承展现出共和国科学家的浪漫诗意；《鸭先知》以连续的反差感催生的喜剧效果，在诙谐的家庭生活中展现出改革开放领路人的形象；《少年行》则通过父子之情的错位和反差展现对未来技术缔造的科幻梦想。四个篇章将不同家庭与时代的日常生活、普遍性的家庭伦理与人际关系，以及具有纵深结构的历史视野联系在一起，不仅收获了高票房和好口碑，也呈现出华语家庭题材影片精品化高质量的发展态势。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研究生处副处长、副教授）本文系2021年山东省艺术教育专项课题立项项目《探索新时代戏剧教育的实践意义与改革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1YX101300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