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在经历上世纪末的低潮和改革的阵痛后，几乎一路高歌猛进，在疫情的曲折波动中跌宕起伏、砥砺奋进。在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思维的统摄下，中国电影行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新媒介时代。“新世纪中国电影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老中青几代导演‘四世同堂’式共同努力建设中国电影的‘百花园’。”常言道：“以史为鉴，察往知来。”新近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陈旭光教授等著的《新世纪中国电影史2000-2022》（中国电影出版社，2023），描述总结2000年以来中国电影的产业发展和工业美学态势,为新世纪日新月异、变动不拘的中国电影业进行了一次集大成式的，线索明晰，资料详实的提升性整合史述。

《新世纪中国电影史》的体例几乎是一年一章，故为一部断代性的中国电影编年史。该书灵活运用美学、文艺学、伦理学、各种艺术科学及批评理论等多元维度，分析的电影类型包罗了新主流大片、古装武侠片、喜剧片、青春片、家庭伦理片、奇幻魔幻片、警匪动作片、艺术片等诸多类型，深入剖析新世纪以来年度电影的发展、成就、问题、症结与未来趋向。该著以电影工业/美学为重要维度，立足“中国主体性”和“民族审美性”认知，以断代分类的电影史研究方法和编年体书写方式，全面、翔实地评介了自新世纪以来至如今的电影发展历程，再现了近20年来中国电影版图的真实影业风貌。

“编年体”是中国传统的史书体裁。《史通》讲“六家”“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纪传、编年。《新世纪中国电影史》以时间为线索既在历史发展，用历时性的研究方法，以编年为谱系，记载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每一年的波折与发展。在主编《新世纪中国电影史》之前，他长期每年撰写中国电影年度总结报告。2014年陈旭光教授受邀参与编写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电影编年史》，这是一部以“史述思路、体例非常有新意，颇为‘中国式’”的中国电影编年史，该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出版，非常遗憾。2017年，他开始主编《中国电影蓝皮书》，至今《蓝皮书》的书写已经步入第六个年头，一定程度上, 《蓝皮书》 成为中国电影产业与学术理论的年度“宝典”， 为学界、业界提供了专业的资料梳理和理性的判断分析。以上所有的研究工作，均以“年”为时间单位，记录、梳理、总结中国电影发展的“地形图”，为该书的编年写史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

“通史”和“断代”是传统历史编纂的两种基本格局，也是史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通史”旨在贯通、纵通整个历史，“断代”则是选取某个时间段记刻。关于“通史”和“断代”孰优孰劣，古今学者衡长较短，仁智互见。《新世纪中国电影史》梳理、总结了新世纪以来二十余年的中国电影踔厉奋发，赓续前行的壮阔道路，在编著体例上属于断代史，如此断代有其缘由：新世纪以来的20年是决定中国电影命运的20年，却在学界专著中鲜有书写。20年来中国电影完成了“与狼共舞”的挑战，中国电影从新世纪的生死存亡走向了新时代的繁荣昌盛，中国从电影大国一步一步迈向电影强国。这样的20年不该在电影史中孤寂，由此。《新世纪中国电影史》是一次巨大的补足。此外，虽然《新世纪中国电影史》是断代史，但在实际书写中并没有陷入时间段的严格限制，融合了“通史”的思维。例如该书在“第五代导演的多元化探索”中还分析了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作品）带来的深刻影响；再例如书写“《投名状》的道德质询与人性剖析”中，介绍了故事改编自著名的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汶祥刺马”故事，选取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晚晴政治腐败与社会动荡的乱世背景，并回溯了张彻导演于1973年拍摄的武打片《刺马》。

在“重写电影史”的语境下，《新世纪中国电影史》选取了中国电影断代史的编年体书写，编年体的史述方式比较便于史述者从时间维度对史实进行宏观概括，特别是在人物史料钩沉与影像、文本的分类描述上，比较能够体现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然而，编年体的史叙方式本身存在一定缺陷，比如它线条较粗，很容易将一些差异明显的历史细节纳入某种具有“同质性”特征的分类描述当中，从而导致某些个别性较鲜明，个人风格较为独特，并对已有断代的时间节点有所跨越，很难归类的电影作品、作者和特定电影历史现象被忽略，或被某种同质性分类描述所遮掩。《新世纪中国电影史》进行了一次打破“编年体”弊端的积极尝试，首先，对中国电影的“断代”截取一定程度上弥足了“编年写史”粗线条的弊端，20年的时间维度既没有隔断历史的延续性，又不至于过长，能够在书中以细腻的笔触进行多向度、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其次，《新世纪中国电影史》是一部包容的、敞开的、能“接着讲”的历史书述，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融入了新思考，比如该书对《英雄》《无极》等“中国式大片”的态度，不同于大部分电影史书，做出了温和、公允、新颖的评判，评价《英雄》为“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开山之作”，并关注到《英雄》的明星制与“眼球经济”。这是在“断代整体观”中对电影现象的再评价，同时《新世纪中国电影史》作为“开放的电影史”，在写作时留出了足够的“接着写”空间。

“断代”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电影美学观的“立新”。新世纪以来，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明显加快，电影技术、工业化程度伴随着“重工业”大片、“互联网加”态势和游戏、新媒介等的崛起不断升级换代，全方面深度媒介融合。新时期的电影生产与电影批评呼唤新观念、新思维、新美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电影产业和美学的交融体现在陈旭光教授提出的“电影工业美学”理论上有明显体现，“电影工业美学的电影本体观与功能观都具有多元性特征，认定电影是艺术、工业、产业、商品的符合‘共同体’”，认可电影的“实用性”或使用功能即“消费性”。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电影产业和美学的交融体现在电影“共同体美学意识”的强化上，共同体美学的核心理念为“美美与共”、和谐共处，其愿景在于与电影相关的人、文化、美学、伦理均休戚相关，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电影工业美学’与‘电影共同体美学’都是电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诞生的本土中层理论”，“前者强调‘类型化策略’，后者偏重‘共同体智慧’，两种美学观念共同描画、共同担当着中国走向电影强国的道路。经历疫情的全球困境，“中国电影, 依旧在宁心静气, 暗练内功, 蓄势待发, 我们期待、 默祷着中国电影的‘再度辉煌’。”

中国电影人在新世纪的影业河流中“知言养气”、千帆竞发，“四世同堂”的老中青创作者们百舸争流逐浪高，共绘鸢鱼飞跃的电影“百花园”。陈旭光教授不断强调“中国主体性”及“民族主体性视野”，《新世纪中国电影史》充分彰显学者的爱国情怀与文化自信，写就新世纪中国电影发展的一幅立体可感的工业和美学史, 产业与文化的“航线图”和地形图，探讨中国电影的工业和美学、多元类型与主流形态,记录着新世纪中国电影发展二十余载的辉煌、曲折、顽强与光明，以此见证2000年以来中国电影创作的质量提升、电影产业的升级换代，以及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层林尽染，百舸争流，又确乎处在新的岔路口上。我们坚信——中国电影前景无限，风物长宜放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