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章宇主演，王红卫担任监制的电影《沉默笔录》，留恋于类型的范式，而是选择用平静却绝望的目光，为观众呈现了一次成功的破案，以及这场成功背后的悲剧。

一、注定往复的使命

本片的主人公是章宇饰演的联防队长李立忠，一个在学业上无大作为的青年，一边鄙视着与自己相同职业的父亲的做事方式，一边却梦想着成为与父亲一样，甚至超越父亲的秩序统治者。在父亲李宝国坠死后，平西镇发生了诡异的连环杀狗案，期望考上编制成为刑警的李立忠，承担起尽快破案的使命，在这期间不断地与过去的父亲对话，直至发现父亲的真相——他心中那个抓到偷猪贼从而获得嘉奖的父亲，其实是一个为了私利陷害村民的恶霸。

在查案的过程中，导演不断插入李立忠的回忆，以给出其寻父与尝试弑父的提示：李立忠通过查案了解到父亲最本质的为人，这是寻父，而事件的真相最终颠覆了李立忠对父亲和外界秩序的原本信念，这是弑父。值得注意的是，李立忠的悲剧并不在于他要弑父，而在于他要弑父却没能完成弑父。影片结局，他穿上了公安警服，放走了女友，接受了杀父仇人周胜奎成为自己的继父，然后任由命运从自己的生活中如流水淌过，他失去了抗争的“血性”，接受了自己注定往复的悲剧。

仔细探究李立忠身上的动作之后，我们会发现，李立忠从来不是主动追求悲剧命运的俄狄浦斯王，他从来不曾主动追问，几乎每次都是被动地获知了自己生活的真相。他知道这一生便是不断地推动不曾移动的巨石，但他没有离开，他的英雄时刻不在于摧毁，而在于接受这一场悲剧。

二、无法逃离的时空

除了充满悲剧意味的故事情节，影片同时也给出了悲剧的另一必要元素——环境。《沉默笔录》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南某地的一个乡镇里，聚焦治安联防队这个组织，加入了道士和符箓等中式特色元素，但导演却没有花过多精力在精确的美术置景上，直到李宝国与砂厂老板蒋子隆的那一纸废合同出场之前，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甚至无法肯定确切的年代，可以说，导演通过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设置，将观众放置在了一个没有出口的世界里。

影片除了刻画联防队青年这一具有时代特色的角色形象之外，却没有过多着墨在九十年代的特定氛围呈现上，一切都仿佛是现在依然存在的：乡镇、河坝、寿宴酒席、塑料大棚……导演模糊了时间的界限，使其向现在延展，而同时压缩了空间，没有展现任何平西镇以外的景象。于是对观众来说，总会有那么晃神的一刻，以为这是当下的农村一隅，和一个会在不知什么时候就骑着摩托来到家门口的青年李立忠。

在叙事手法上，导演也有意识地使时空呈现出混乱感，影片出现了两次李立忠与父亲的超现实对话。一次在电影进行到三分之一处，李立忠坐在火堆前给父亲烧纸钱，说起六岁被扔到河里学游泳的事；第二次则是李立忠发现了父亲的钱包之后，父亲提到偷猪案获嘉奖，并说“那是你六岁之后第一次喊我爸爸”。这两处时空重叠，是李立忠在自己的圆形悲剧轨道上的回望——他创伤的过去、痛苦的现在、和无解的未来，都被积压在这个小小乡镇里，他会是下一个李宝国吗？电影从时空的设置上给出了答案。

三、被迫失语的人物

本片将“沉默笔录”作为片名，一方面暗示了犯罪的类型，一方面留下疑问，谁沉默了？为什么沉默？纵观全片，观众很容易看到主动的沉默者——李立忠和周胜奎。写下这份“沉默笔录”的，还有两个更重要的，被迫失语的人物，他们的沉默是这场悲剧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那便是李立忠的母亲和傻子二陈。根据影片结尾给出的暗示，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大胆猜测：李立忠其实是周胜奎之子，那么李立忠的母亲便是明知这一切却无法扭转命运的伊俄卡斯忒，她很有可能知道周胜奎所做的一切却只能保持沉默，而这与当时的（或说现在的）社会时代背景脱不开关系，在父权家长制的社会形态下，没有知识的乡村妇女依附丈夫生存，面对生活的剧变，她们甚至不是沉默，而是从根本上无法发声的失语，影片没有展现她对于丈夫离开的痛苦与愤怒，更没有她对周胜奎所作所为的肯定或反抗，她的面前只有一种生活，沉默的生活。

而以吹唢呐为生的傻子二陈，作为案件破获的关键，则因为农村社会不健全的医疗卫生体系，成为了一个不受人待见的流浪儿，影片在二陈身上，放置了对封闭落后的乡镇社会的一次回望，那是从横放的烟花、漫天的黄符、和幽深的涵洞中透出来的，不带留恋的最后一眼。然而，我们真的离开那个时空了吗？至此，导演完成了一场成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