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电影节，一直是一场城市的光影盛宴，一个影迷的狂欢节日。

在吴贻弓、谢晋等诸多导演首次提出“中国也应办一个国际电影节”的想法五年之后，1993年10月，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如愿举行。弹指挥间，三十而立，不忘来路，始知归处。

上海国际电影节诞生的30周年，电影节之于中国电影，只是“忽然而已”。但1993年的高光，在这30年的时光之隙中，明亮至今丝毫未减——上海国际电影节从创办之初奠定的高规格、大格局，让它在一代一代电影人的努力下，将中国电影越来越推至国际的前沿，并在交流汲取丰富营养后，反哺中国电影本身。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划举办了三十“光”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三十年展，面向影迷征集过去30年间，与上海国际电影节相关并具有纪念与收藏意义的物件，如：旧票根、合影、签名本、观影手册、周边纪念品等。每个物件背后都是一段青春、一个不输电影的精彩故事，期待你在提交物件资料时，也讲出你的光影故事，讲出你和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那段缘。

许多故事让我们深为感动：72岁的资深影迷梅海星先生，收集了每一届的票根、展映片单，书写了一部生动的电影节“影迷史”，让人肃然起敬；年轻的影迷葛亚洁，在电影节展映活动中，找到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另一半，得到了全网影迷的祝福；从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之初就提供印制票版服务的张志明厂长，见证着上影节的成长和上海这座城市文化事业的发展，网友感慨“看哭了”……

6月6日至19日，上海国际电影节将精选这些民间收藏，举办一场名为“三十’光‘年”的特别展览，三十年的光影记忆，在一个个极有年代气息的展品中苏醒，让业界、影迷都感慨不已。据悉，五代金爵奖杯齐聚，想必将成为关注焦点——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核心标志，金爵奖杯的变迁史，正是电影节在艺术上不断攀高的见证。

◎ 张志明：一张张电影票，见证电影节成长

一部好评如潮的电影《志明与春娇》，让无数观众从男主角张志明的故事中，感受到了地道的香港城市生活和港味文化。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30年岁月中，也有一位张志明，他是为电影节提供电影票票版印刷的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厂长，他和电影票的故事，让影迷感受到电影节的成长，以及城市的文化消费变迁。

引领潮流的电影节票

前不久，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因《三十“光”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三十年展》，找到了一位资深影迷梅海星，老先生非常有心，保留了30年间25届电影节的电影票根，还整理成册悉心收藏。张志明厂长的故事，跟梅先生的故事，正好形成了完美的隔空互动。

梅先生保留的电影节初期几届的票根，都是式样普通的电影票，尤其是第一届，甚至还没有印上电影节的字样。“确实，前三届电影节的电影票，用的都是电影院自己的底版。跟现在观众熟悉的选座买票方式不同，当年影厅的票，都要全部先印刷出来给影院的，哪像现在观众可以自主选择。”张厂长说。

上世纪90年代，全上海的电影票，都在电影主管部门指定的两家印刷厂印刷，包括译文厂和二十二厂（上海人民印刷二十二厂）。“像大光明电影院这些当时的大影院，都是在我们这儿印电影票。”他说，当年没有电脑，电影院用的票版全靠人工排版，每一场电影都要单独制作包含厅、排、座信息的模板装到印刷机上，“从第二届开始，各家展映影院的票上加了电影节的名称；而从1999年第四届开始，我们开始和电影节合作，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专用电影票。我们要更仔细地校对座位信息，因为那时毕竟是人工排版的，要尽量避免有可能会出现的‘重号’，杜绝失误。”

当下观众习以为常的电脑打印电影票，出现在2006年的第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当年负责电影票印制的一位电影节工作人员说，当时市场上一些门票开始使用热敏打印技术，电影节闻风而动，马上采用，也产生了引领潮流的效应，“印刷厂只印带电影节标志和背面广告的空白底版，是热敏纸，然后发到各家展映影院，各家影院再通过电脑打印观众想要的座位。这种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完善，至今还在用。”

有趣的是，因为电影节影迷观影热情高，出票量远比普通场电影大，当年各影院专门打电影节票的博卡打印机总是一刻不停地处于工作状态，这位工作人员记得：“打太快就会卡住，只能把上一张票抽出来，从电脑系统里退票，再塞进去重新打印。”

张厂长也说，当年各影院碰到这样的问题很常见，就会打电话找他处理，“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影院打印机出了问题，不是票版出问题，但我们仍然成立了服务部门，有20多个员工专门对接影院的需求，尤其是电影节期间的需求。”

收藏票根具有观影的仪式感

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印门票，张厂长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乐此不疲。“其实印电影票没有什么利润，但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寄托了我们的文化情怀，让我们觉得自己也是上海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部分。”他自豪地说。

电影票“进化”到只需要印空白底版后，张厂长开始留意票面上的文化，他觉得很有意思，“票版设计师开始根据电影节的主海报元素来设计，有了很清晰的文化标识感。像第22届的票版就非常特别，底版上有美猴王掀开帘子的主海报元素，电影节字样也从传统的横排变成了竖排，很好看也很有文化气息。”

如今电影节的票版，很有讲究。张厂长介绍说：“现在普通电影票是80*85MM大小，用的是80克热敏纸，而电影节票是80*200MM，一开始用237克热敏纸，和票务平台合作后，为了方便自助取票机‘吐’票子，就换成了140克的。而影迷如果想要收藏质地更厚实的电影节票，还可以选择去柜台打印，那个都是用的200克热敏纸——造纸技术进步后，200克热敏纸的厚度和硬度，跟以前的237克热敏纸都差不多，很有质感。”

电影节的门票不仅好看，甚至还有防伪功能。“除了底版上能看到的水印防伪，主票面和副券之间还使用了金爵标识的专用防伪技术，用无色荧光笔照就能显示出金爵标志，此外还有一重激光防伪技术，不过这个需要保密。”他说，每一张电影票上都使用了很多防伪技术，“看起来很普通，但用特殊笔一照就能语音播报‘真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电子票的普及，张厂长曾经担心电影节的这笔印票业务会逐渐消失，“现在看来并不会消失，我们从第四届的二十几万张票，印到现在有四十多万张，翻了番。电影节的观众越来越多，爱收藏票根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这已经成了很多人参加电影节观影的仪式感。”

小厂见证了上海文体事业的繁荣

1981年，张志明从插队的云南西双版纳回到上海后，进入这家印刷厂工作，1995年，他担任了厂长。而就在这一年，中国电影发生了很多里程碑式的事件。

这一年，刚刚开启了引进大片分账模式没几个月的国内电影市场，将分账模式也推广到了国产电影上，带动了全国观影热潮；这一年，国内电影开始市场化运作，一些民营制片公司开始崛起，其中的佼佼者《红樱桃》还在这一年举行的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了金爵奖最佳女主角；这一年，一些电影院开始市场化运作，并诞生了国内第一个商业院线……

“之前其实电影票业务很少的，因为普通小电影院，一年也就放十二三场电影，生意最好的就是南京路上的大光明和淮海路上的国泰，后来上海影城开业，就一直是‘票房老大’了，”张厂长说，1995年电影市场开始快速发展后，“规模中型偏小一点的电影院，一年在我这边印的电影票在10万张左右，但影院远没现在这么多，现在全上海一年的电影票达到好几千万张了。”

跟电影票配套的票版配送服务，也同样让他感叹。“以前电影节有30家展映影院，我们要开着车一家一家送票版，因为电影节是统一时间开票，各家影院都很急，怕赶不上开票，但有时候送过来碰到对接人不在，要等一等，就会被下一家狂催。”但如今，城市快递业超级发达，票版总能及时就位，“只要电影节组委会一声令下，各家统一时间开始打票就行，我们真的是见证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如今已经72岁的张厂长，非常欣慰的是，这么多年他参与了上海无数的大型文体活动，“当年的东亚运动会、八运会、A1赛车、世游赛以及从甲A到中超的足球赛，这些体育赛事的门票印制都有我们参与的身影，文化方面像电影节、艺术节、博物馆以及各种演唱会等等，我们也参与了票张印制工作。我们厂虽然不大，但见证了电影节的成长，也见证了上海文体事业的繁荣发展。”

◎ 梅海星：15本收藏册构成的“民间编年史”

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72岁的影迷梅海星先生，从42岁开始，陪伴上海国际电影节至今。

他收藏的第一届开幕纪念封、纪念邮票、报纸头版头条，见证着当年一位普通上海市民迎接电影盛宴的兴奋和骄傲；迄今为止已举办的24届电影节，从第一届“还没印上海国际电影节字样”的票根开始，他每一届的票根都不缺，堪称一部“电影票的进化史”；从当年简单的《参赛参展影片排片表》到如今精美的《市民观影手册》，他更是通过这份“影迷必备”，感受着电影节30年的高速发展。

这些藏品，梅海星先生整理进了收藏册中，从电影节创办之初的几届归集一本，到后来每届自制一本，他一共收藏了厚厚的15本！“封印”在其中的30年光阴，寄托了一位资深影迷的光影感情，也成就了一部影迷心中的电影节编年史。

路过胜利电影院巧遇电影

1993年，梅先生在海事局工作，单位在外滩海关大楼里，家则住在同济大学附近的密云路。下班骑车回家路上，他拐到乍浦路桥附近的胜利电影院时，看到影院拉出横幅，上面写着“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那时候大概刚刚办嘛，宣传不像现在这么铺天盖地，就《解放日报》等报纸上刊登了一些消息，我也没太留意，直到看到这条横幅，想起来了，就去买了几张票子。”票子10元一张，跟当时电影8元10元的价格也没太大区别，“平时也看电影，但想到是上海举办的第一届电影节么，更想参与一下。”

1993年的梅先生当然没想到电影节会有今日的成就，但出于爱整理的习惯，他留下了票根。“第一届的票子就是普通电影票，第二届才有了专门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专用电影票，但第一至第八届的电影票上并不标注片名。有一件事情非常遗憾，第九届电影票开始标注片名，但票面的字看不清楚，就像超市里的发票一样，过了两个月上面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当年的热敏印刷技术，让票根上的片名留下了淡淡的蓝色痕迹，依稀可辨认，但仔细看看，却又有一种时间流逝的美——不过梅先生并不认可这种美，到了第十届，电影票在他看来，终于有了真正的“专业”味道：片名、导演、主演一应俱全。

梅先生的收藏册里，有特别珍贵的四件套——纪念章、纪念封、明信片、排片表。“当时纪念章、纪念封、明信片三样东西都是特意跑到上海影城排队买的，排片表是送的。”梅先生表示，这些珍藏的纪念封只在前三届和第十届的时候推出过，“第三届的信封还是后来上海影城业务科领导送我的，那是第八届电影节售票的第一天，我去影城给大家看我的收藏品。影城的领导十分震撼，‘你还缺个纪念封，我送个给你！’”

在电影节不断收获惊喜

30年来，梅先生对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执着与热爱从未改变，他保持着每届进电影院观看各国佳片的习惯，活动范围也早已从胜利电影院扩大到了全市各大影院。而电影节也不断地“回馈”这位铁杆影迷以惊喜，让他至今回忆起来，都依旧眉飞色舞。

因为到开幕红毯所在的上海大剧院，被交通管制“困”在了红毯边，他阴差阳错地有了近距离拍摄张艺谋、成龙等大牌的机会，“这也是唯一一次在红毯上拍到明星”；法国影星于佩尔获得金爵奖杰出电影艺术贡献奖后现身大光明电影院，出席她主演的影片《海堤》映前见面会，“我那时恰好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特别请她在明信片上签了名。”

见了无数导演和明星，令梅先生印象最深的还是意大利导演马乌利兹奥·夏拉。在他的第10届电影节收藏册中，有一张两人的合照，照片下面，他特意贴了2007年6月22日五角场万达影城的票根。“那场放映的是意大利影片《克莱采奏鸣曲》，导演马乌利兹奥·夏拉围绕这部家庭伦理片背后所涉及的社会现象、夫妻家庭关系等敏感话题，与现场200多位观众交流了40分钟，整个见面会笑声不断，夏拉导演不厌其烦地回答了影迷提出的各种问题。他的这种认真，深深打动了我，我特别欣赏。”

十年后，他无意中得知，意大利电影周开幕式活动要在国泰电影院举办，意大利方面多位知名导演将来现场，其中就包括夏拉导演。他为此整理了一本意大利历年参展影片资料册，并带上了十年前的合影，“开幕影片放映前半小时，10多位意大利导演来到了影院，翻译同志特意帮我引荐后，加上看到那张合影，夏拉导演非常兴奋，不仅让工作人员赶紧把册子里上次的照片拍下来，还特意拉着我，要拍一张‘十年再相会的合影’。”

梅海星先生至今都感叹，这，大概就是电影中经常说的“缘分，如此妙不可言”。

成电影节30年巨变的见证人

从最开始的两年一届到一年一届，从最初的10月举办到每年6月如期而至，从最开始一张纸的排片表到如今一千多场展映场次，从第一届的8家展映影院到现在约40余家参展影院，上海国际电影节30年的成长速度令人惊叹。因为热爱，梅先生成了电影节这30年一路变迁的忠实见证人。

这些年，影迷都会在影院免费领到电影节市民观影手册，里面涵盖所有影展单元信息、影片排片表，以及琳琅满目的官方活动时间表等等，内容非常丰富。“前面十届只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面是很简单的排片表，后面就不得了了，这上面泰国电影周、美国电影周、巴西电影周都有了，包括电影节竞赛单元评委会介绍，以及每个单元的电影信息都非常详细。”这使他感到，电影节不但丰富多彩，而且很为影迷着想，办节内容对市民非常透明，方便大家参与，“不愧是人民大众的节日”。

梅先生在胜利电影院与上海电影节结缘，并连续两届在胜利电影院看片。“我从第三届开始在国际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看片，胜利电影院放到第四届，第五届以后就不放了，因为这个电影院比较小，也不符合国际影展的放映要求。”要跑的影院范围扩大了，提前安排自己的“看片表”，成了梅先生“过节”不可或缺的环节。“我会在电影节开幕前一个礼拜做计划，一般一天看三场，距离不能太远，否则时间衔接不上；我喜欢看金爵奖参赛片，也要挑一挑影院。”

30年前，梅先生可挑的影院只有8家，30年后，全市16个区展映影院全覆盖。退休之后从杨浦搬到松江养老的梅先生，近几年来也会经常选择在松江看片；30年前，梅先生下班后骑车去看电影，30年后，女儿开车或者他自己坐地铁去看……便捷程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每次电影节结束之后，翻阅和整理电影节资料，真的是一种享受和快乐。看电影节的电影，我从中年看到老年，却越看越年轻；看电影节的成长，年年有新意，让影迷们其乐无穷。”他的感慨，何尝不是下一个30年后，当下年轻影迷的感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