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三年沉寂，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终于迎来了全面复苏，而作为全年电影市场最重要的阵地之一，2023年春节档的整体表现无疑成为中国电影“恢复状态”的重要风向标。回望2023年春节档，以《流浪地球2》《满江红》《无名》《深海》为代表的电影群以高关注度、高讨论度、高票房、高口碑的整体表现，为疲软多日的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这其中，由张艺谋导演执导，沈腾、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岳云鹏、王佳怡主演的《满江红》无疑是春节档电影的“第一梯队”。

该片以南宋绍兴年间爱国将领岳飞受冤而死，奸臣秦桧手握大权的南宋为历史背景，讲述了随着金国使者意外被刺杀，秦桧通敌的阴谋随神秘消失的密信呼之欲出，影片叙事充满悬疑意味，层层反转。形成以寻信立功为引，暗杀秦桧为线，最终达成为岳飞昭雪，重现遗作《满江红》的内部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小兵张大、亲兵营副统领孙均、宰相府总管何立、副总管武义淳、舞姬瑶琴、更夫丁三旺、马夫刘喜等人卷入其中，一场小人物剑指权重，实现家国大义的壮举铺陈展开。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达45亿余元，位列内地影史票房榜第七位。谈及影片的成功，张艺谋式的色彩、光影、镜头、配乐等高质量“硬件”固然重要，但深究之下不难发现，影片所蕴含的家国叙事与文化传承才是影片的灵魂所在。从题材到故事，从情节到人物，影片从小人物切入，形成“人—家—国”的递进式叙事逻辑，通过电影故事的推进和电影的传播，《满江红》所承载的家国文化实现了银幕内外的双重传承。

一、家国符号，岳飞与《满江红》的核心内置

回望宋金战争，始于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至南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方以“蔡州之战”宣告结束。这场历经一百余年，跨越宋代南北时期的大规模战争，不仅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宋金常年交战为南宋社会带来的损伤，也是南宋最终覆灭于蒙古的深层原因之一。宋金之战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中原外民族”对中原民族的“入侵”战争。从交战双方来看，宋朝所统治的“中原”与金国所立足的北方地区相比，拥有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更为悠久的文化根源，更为深厚的政治基础，以及更多的人口，所以拥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国家意识”。这也使得在当时的语境下，宋金战争被“正史”记录为一场“正统王朝”和“外部入侵民族”之间的战争，其时，“爱国”尚为突破“忠君爱国”的历史局限，从宋朝军民的角度来说，“尊王攘夷”正是宋金战争的注脚，岳飞正是在宋金战争中涌现出来的爱国将领，他和他的岳家军英勇奋战，在宋朝抗金的战争史上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与赫赫战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岳飞受南宋统治者连下“十二道金牌”班师撤兵，被佞臣秦桧构陷，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命丧风波亭的悲剧结局。英雄的悲剧口口相传，岳飞抗金的故事也在千百年的传承中突破了原有的历史局限，岳飞，渐渐成为一个全民族的、承载爱国情怀的历史符号，他的一曲壮怀激烈的《满江红》也成为传承爱国情感的千古绝唱。

历史上，岳飞死于公元1142年，电影的故事则发生于岳飞死后四年。彼时，奸臣秦桧依然权倾朝野，而一众岳家军也随着岳飞的死，背上了“谋反”的罪名，四散分离的同时，也成为秦桧及其党羽最忌惮的“势力”，长时间遭受迫害。小兵张大、更夫丁三旺、马夫刘喜，正是藏匿于秦桧身边的岳家军遗部。他们蛰伏多年，步步为营，最终抓住了一个机会，让岳飞的遗作《满江红》重新现世，以此为岳飞昭雪、唤起南宋军民抗金御敌的决心，传承岳飞的爱国精神。诚然，电影《满江红》的故事据历史而来，但如片头所说，故事本身纯属虚构。如果说张大、丁三旺、刘喜、瑶琴、孙均一行人的义举，是电影在历史记载的空白角落进行的艺术填补，那对于《满江红》的“遗作设置”，就是与史实出入最大的艺术虚构。据历史考证，《满江红》的创作应在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到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之间，彼时的岳飞尚征战于宋金之战的前线，岳飞与其岳家军在宋得到统治者支持，得到人民拥护响应，对金胜绩累累，具有强大的震慑力，纵观《满江红》全词，虽有“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悲愤痛惜，但“架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乐观主义战斗精神和收复失地的壮志宏愿却是全词的主旨，仅从这个层面上分析，《满江红》基本没有作为“岳飞遗作”的可能性。加之历史对岳飞死前“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的“供词”绝笔的明确记载，将《满江红》作为遗作的设置彻底还原成故事的虚构。那么，与史实出入如此巨大的情节设置有着怎样的创作意图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在最大化强化家国情怀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创作者进行的意象集合和中心元素绑定——众所周知，《满江红》作为岳飞最著名的词作，是最能代表岳飞精神的作品，电影的创作者在作品和作者本身的绑定关系之上，选取《满江红》作为电影的“文眼”，将二者设置为这个悬疑故事的最终归宿，就是为了使得这个独立的故事，更戏剧化，更感性，最大限度地引发观众的家国情感共情。

整部电影中，前半段的故事“麦格芬”无疑是秦桧通敌的那封信，正因为如此，在“寻信破案”的故事线牵引下，电影给观众以“悬疑片”的类型印象。而随着电影故事的展开，当张大一行人的“真实目的”跃然屏幕，观众才发现，一个更为崇高，更为广泛的电影核心被凸显出来，那就是岳飞与其《满江红》所代表的家国情怀，而电影也已经从一般悬疑电影的外壳中超越出来，加上了“主旋律”的精神内涵。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带着这个核心来回顾电影故事，会发现岳飞其实始终未存在于故事的真实空间中，却又始终贯穿于电影之中，电影通过人物秦桧、岳家军（张大、丁三旺、刘喜），包括韩世忠、完颜宗弼等一系列“岳飞关联人物群”的建立，内置了“岳飞”这个“不用出现”的核心，真正做到全片“无岳飞其人，见岳飞其魂”。加之悬疑类型的包裹，主旨核心的后置，让岳飞与承载其精神的《满江红》随着故事的层层递进，作为整个电影的精神内核在结尾出完成了电影最终的高潮。

二、人民叙事，小人物故事与历史英雄的双线聚合

在历史学研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即“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前者肯定英雄或精英在历史进程中突出作用的，认为某种程度上，历史是英雄和重要人物行动的结果；而人民史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称群众史观，它肯定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突出作用，认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而在电影创作中，“历史观”往往是历史题材影片叙事的基础。以“岳飞题材”为例，毋庸置疑，历史上真实的岳飞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人物的英雄故事，于是在以往以岳飞故事为原型的影视作品中，从岳飞视角出发、延续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的英雄叙事的作品占多数：如1992年的电视剧作品《满江红》、2011年的动画电影《少年岳飞传奇》、2013年的电视剧《精忠岳飞》等。在“英雄史观”的叙事之下，这些作品主题明确、人物鲜明，作品的连续性、流畅性得以保证，这一点在电视剧作品中显得尤为重要。而电影《满江红》的叙事可谓与众不同——影片聚焦的是以岳飞为精神领袖的张大、丁三旺、刘喜、瑶琴、孙均，而一系列人物，就算在岳飞逝世后的历史空间里，与奸臣秦桧、君主赵构、大臣韩世忠等相比，也是名副其实的小人物，就这样，电影叙事的角度从英雄转化为一众小人物，小人物就是人民的代表，而小人物的叙事角度正是电影“人民史观”叙事的选择。在人民史观的叙事状态下，我们才看到这样一个讲述一众无人知晓的小人物，在历史的角落完成义举，成为英雄的浪漫故事。

首先，是从个体到群体的置换。在大众的认知中，要讲《满江红》的故事，必须将岳飞，而在电影的故事中的前半段，可以说故事主角也从岳飞这个个体英雄置换成了“岳家军”这个岳飞精神的承载集体，历史真实中刻在岳飞背上的“精忠报国”，在电影中是整个岳家军的“图腾”；之后又通过张大、丁三旺、刘喜，进一步扩散到瑶琴、孙均，电影的主角最终成了传承岳飞遗志的人物群。个人英雄主义也变成了人民的集体的爱国主义。其次，是将小人物还原成英雄。影片最开始，对张大的角色定位如他的名字一样，随意普通，不过是一名插科打诨“贪生怕死”的底层士兵。但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他有勇有谋，是整个复杂计划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关键执行者，之前的人物印象不过是他的伪装；更夫丁三旺，他打更的时间不对，露了马脚被逮捕，一句“我想吃点好的，想再常常宰相吃过的东西”，看似描写其底层人民饥饿贪吃的特征，实则是为下一步计划的推进布局，更是在最后主动赴死，进一步将孙均卷入其中；刘喜看似一个沉默寡言的厨房车夫，却隐忍多时，最终只身犯险，刺杀秦桧的管家何立，最终在何立的阴谋下死于同袍张大之手；瑶琴身为歌女，初登场时尽显风尘女子的八面玲珑、胆小畏权，实际上也是心怀家国，主动参与到计划之中的义士之一，她有谋略、有手段，会金文，与何立同归于尽的一场反转绝杀，更是成为影片的经典场面之一，身处国仇家恨中瑶琴沦落风尘，却不是世人口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存在。张大、丁三旺、刘喜、瑶琴的共同点在于，都处于社会底层，甚至社会边缘；都心怀家国，有勇有谋，所以他们联结在一起，集合小人物的力量去完成一个犹如“蚍蜉撼大树”般看似不自量力的人物。可以说，这些角色从小人物到英雄的转变，一方面是通过角色初始印象和真实人物的反差达成的，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小人物的个体力量和家国情怀的对比实现的。最后，就是英雄还原成普通人。电影通过对人物的亲情、友情、爱情的全面情感侧写，将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又还原成一个个普通人。电影中，孙均与张大在秦桧大宅里是上下级关系，除此之外，还是一对年龄倒置的舅侄，这对亲情关系在电影的描写得有些许“淡薄”，却将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正是有了这种从小到大的亲情关系，张大才能洞悉孙均明哲保身下真挚的爱国心，将最终的任务托付于他。除此之外，影片中另一处亲情侧写便是刘喜和他的女儿桃丫头，因为背负着仇恨和任务，刘喜始终没有和桃丫头相认，而是以一个“叔叔”的身份守护在桃丫头的身边，将女儿和家传玉镯托付给张大后，便孤身前去刺杀，一个义士深处危险之中，家国不能两全的无奈令人动容。电影《满江红》中笔墨最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情线当属的爱情。一个是岳家军的无名小兵，一个是来自关外的风尘女子，在乱世之中相互救赎、相互依靠，张大为了瑶琴的安全将她置身事外，而瑶琴却主动参与进来，张大会在危机四伏的局中局中送给瑶琴一颗她不曾见过的樱桃，瑶琴在刺杀秦桧之前才将樱桃吃下；瑶琴会在无人之处为张大唱一曲《舟过吴江》，张大只能在瑶琴临终前以曲调回应她的真情……英雄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悲欢离合。

三、传承价值，银幕内外的双重意义

如前文所述，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爱国志士，岳飞的家国情怀在千百年的传承中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内涵，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岳飞及其《满江红》不仅仅是一个朝代的精神旗帜，更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电影《满江红》就是带领观众回到岳飞含冤而死的时代，回到在当权者“赶尽杀绝”的语境里，为岳飞精神的传承构造了一个更为浪漫和悲壮的故事。我们知道，在真实的历史中，岳飞平反昭雪之路颇为艰辛漫长，直至宋孝宗继位才得以彻底平反，并得到追封。而这是站在当权者角度的“官方平反”，在大宋军民的心中，对岳飞精神的认同和传承从未中断。在电影中，对岳飞精神的传承可以分为四个维度。其一就是从岳飞到岳家军的传承：岳飞虽然身死，岳家军虽然在解体，但岳飞的精神却在岳家军内部得以承袭，这些以“岳家军”为精神归属的个体们——张大、丁三旺、刘喜们，他们还会因岳飞精神而重聚，并为了传承岳飞的精神，为了捍卫心中的真理，蛰伏以待，以命相搏。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张大、丁三旺、刘喜的名字是为了凸显其人物的普遍性，那瑶琴就是更为特别的存在，她的名字出自岳飞的词《小重山》，“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瑶琴”其人在电影的故事里，就是承知晓岳飞在朝堂之上难觅知音的心事的人之一。其二，是从张大一行人集体内部向外部孙均的传承。不同于张大、丁三旺和刘喜，孙均不是岳家军的遗部，不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但他却成为整个计划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除了张大的步步谋划之外，更重要的是孙均的个人成长。在被卷入这个事件的过程中，孙均从一个在秦桧手下生存，明哲保身的普通军官一步步接受岳家军爱国精神的浸染，他埋藏于心中的家国大义最终被唤醒，选择延续死去的张大、丁三旺、刘喜、瑶琴的行动。至此，岳飞的精神从岳家军张大为中心的集体内部，完成了向外部的传播。而我们可以想象，千千万万的普通军民，甚至张大、丁三旺、瑶琴本身，也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向孙均一样，在沉沦中被感化而最终觉醒。其三，当最终目的达成，孙均逼迫假秦桧在全军面前背诵出《满江红》，岳飞的精神也随《满江红》的“全军复诵”一起，从整体上完成了从“被封杀”到“被传承”的转变，在全军复诵的戏剧高潮中，岳飞及其精神的传承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从小集体到大众的传承链条。最后，影片还将这种精神的传承指向未来，指向代代相传——影片的末尾，刘喜的女儿桃丫头作为懵懂的孩童一边玩着大门口的石狮子，一边喃喃自语：“全军复诵——全军复诵——满江红——怒发冲冠——”而列队而立的军队，便随着这个孩童背诵起《满江红》来。这其中暗含的，就是岳飞精神和家国情怀的代代传承。

作为文化产品，电影承担着思想文化传播的功能，岳飞精神的传承自然也不会仅停留在电影的内部，而是随着电影的放映，在和观众的情感互动中，被观众所接受、理解、内化为集体精神的一部分。电影的叙事空间虽然停留在古代，但岳飞精神的传承意义却是指向当代的——如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的崛起的同时，西方国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正在以更隐蔽、更新颖的方式进行。而当代的年轻人们，正首当其冲收到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面临着如孙均一般价值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满江红》的故事以古喻今，唤起大众的家国情怀的同时，更是旨在通过电影传承文化，加固大众心中的文化自信，以抵御当代新的“外部入侵”。据统计，仅在上映期间，《满江红》的累计观影人数就突破了8000万，电影作为当代最大众化、最具影响力的文娱方式，将承载着家国情怀、传统文化，在当代完成一场精神文明的复诵。

结语

回望电影《满江红》，可以将它看作是一部是在类型融合上取得突破的主旋律电影，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悬疑故事、喜剧风格，但最终，超越电影形式而打动观众的，还是电影中的人物、情感，是电影所传承的文化和精神。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华南理工大学2022年校级教研课题：新媒体传播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思政教学创新实践研究；2020年第一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自媒体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思政教学产学结合模式研究（编号：22060322129431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