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不久前闭幕的北影节上，导演万玛才旦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接受了本报专访。不过十日，惊悉万玛导演离世消息，悲痛万分，这次采访，竟成了我们与万玛导演的最后一次见面。

采访当日，万玛导演的日程表被排得满满的，连午间休憩的时间也填了采访进来。才吃过午饭，新一轮密集访问已接踵而至。万玛儒雅依旧，静静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扣在桌子上，回答着提问，镜片后的眼神，平坦而清澈。偶尔淡淡一笑，细纹从眼尾蔓延开来，像高原上流淌的河流。

采访中，一旦话题引向创作，便打开了万玛的话匣子，他十分乐于讲述起创作经验、故事。他说，很想做一名纯粹的导演，全心投入创作。但又不得不面对拍摄中出现的种种“意外”。他说，最享受剧本写作的过程，电影带来的快乐也好、快感也罢，在剧本阶段已经完成了。他表示，自己手中还有很多项目，已经拍完的《雪豹》，全程特效，挑战很大，不久前杀青的《陌生人》找了黄轩主演，因为“他最适合”……

如今，那些作品何来何往，没有了答案。一位于藏地出发，缓慢流淌的河流停滞了，“故事只讲了一半”。

北影节ReelFocus真实影像计划论坛上，我们见到了导演万玛才旦。

因上午的论坛结束时间推迟，我们只得把这场采访临时放置在午饭后。万玛才旦进入采访间，微微有些拘谨，临时构建的采访间隔音效果不好，外面有些喧闹，笔者将录音笔往他的方向靠近，他看见后，有意识地提高了自己的音量。

交流过程中，从当下年轻导演的创作到他的创作模式，再到他的新片情况，简短的问题被抛出后，他都会尽力、认真地回答。

万玛才旦喜欢用第二人称来讲述事件，他口中的“你”指代的其实是他本身，他懂得如何站在抽离的视角。万玛才旦曾说，在把握电影内容的叙事时，他会与熟悉的文化建立疏离感，跳出来看待文化，便以更加客观与冷静地呈现藏地。他的影片是平静的，长镜头与固定镜头将情节变得缓平，但质朴的镜头语言揭示着复杂的情感，反差之间，蕴含着强大的爆发力，与他本人有着相似的气质。

而他也认同了这一看法：“我觉得（作者与电影）肯定是有关系的。作者这个人的气质，甚至作者后面的文化，都与作品是有关联的。”

此前，凭借电影《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万玛才旦三次获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提名，其中《撞死了一只羊》摘得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今年，万玛才旦担任“ReelFocus真实影像计划”评审团主席，在这个旨在扶持电影新生力量的影像计划中，万玛才旦希望，助力青年拍摄者打开更多可能性。

遵循不同的“语言体系”

除了为大众所熟知的电影导演身份外，万玛才旦还是作家。

中专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教师，开始文学创作，目前已出版《诱惑》《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乌金的牙齿》等小说集，获得多个文学奖项。

谈论具体创作过程，万玛才旦表示，会遵循不同的“语言体系”，这种体系并非简单的汉语与藏语之分，而更像是思维模式。就像他在学习过电影后，发现了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巨大差异，“像两套语言”。

《中国电影报》：您是导演，又是作家，如何在这两种身份中切换？

万玛才旦：其实没有切换之说。写作、拍电影，对我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但它们之间有一些关联，这种关联可能会互相帮助。比如，文学叙事的经验会帮到电影叙事，甚至对意向、气氛的营造、细节的把握，都会带来很多帮助。电影的一些创作、表达方法也会影响小说创作。

文学与电影是我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段里进行的创作，没有切换之说。写小说的时候，完全是文学思维，写剧本或拍电影的时候，是电影思维。

《中国电影报》：您的文学作品，有时用藏文，有时会用汉文书写。使用两种语言创作，有哪些不同的体验？

万玛才旦：像小说创作，我有时用藏文写，有时用汉文写。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处理方式或者思维方式不一样，这是关键。表达的东西虽然相同，但具体呈现上，必须切换到不同的思维方式。就好比，文学有它的表达方式、呈现方式，电影也是一种语言，又属于另一套语言体系，你必须得遵循它的语言特点。

《中国电影报》：电影与写作，您的创作时间如何分配？

万玛才旦：相对来说，专注于电影的时间会比较长。电影的创作过程中，有很多跟创作无关的东西。创作之外，你要面对很多事情，比如人际关系，比如一些制片的事情。电影以创作为主，但同时又要面对很多跟创作无关的活动。

像文学、绘画、音乐，这些创作的纯粹性就更强一点。你可以完全抛开那些东西，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完成一个创作，比如，花很短的时间，两三天写一部小说，这时，你所有的精力、注意力、关注点都会放在创作上，不会太分心。

创作激情在剧本阶段就已完成

谈起创作方式，万玛才旦回到了更为熟悉的领域。两只交叉着扣在桌上的手缓缓打开，身体向着椅背倾去。偶尔儒雅一笑，细纹从眼尾蔓延开来，像高原上流淌的河流。

万玛才旦说，自己对创作的激情与热情在剧本阶段就结束了。他的电影，大多是编导合一，写剧本的过程中，就已经在设想：怎么拍？用什么样的演员？演员的情绪与呈现方式是什么样？这时，脑海里就有了一部电影的基本样貌。

《中国电影报》：您最喜欢电影创作的哪个阶段？

万玛才旦：电影创作带来的快乐也好，快感也好，在前期剧本阶段就已经完成了。写剧本的过程中，电影的基本样貌会慢慢出现在脑海中。比如，应该怎么拍？用什么样的演员？演员的情绪与呈现方式是什么样？

当然，在拍摄的过程中，也会有许多跟创作有关的意外事件。虽然，大方向已经定了，但这里面会有很多不确定性。拍摄过程中，也会有不确定的因素进来。这些意外，有时会让你的创作变好，有时候可能会让创作变坏，是非常限定的。

《中国电影报》：对于导演而言，如何克服拍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意外”？

万玛才旦：有些东西不一定能克服，但你必须得面对，现实就是那样，你要做一个电影，就需要面对各种事情。尤其是中小成本的电影，导演肩负的压力不仅仅跟创作有关，还要面对很多电影之外的事情。

事实上，电影需要非常明确的分工，我希望自己是比较纯粹的导演，有不同专业的人来完成其他的事情。否则，导演的精力会被分散在许多其他的事情上，用在创作上的精力变少，从而对创作产生负面影响。

电影诞生需“天时地利人和”

“厚积薄发”这个词放在万玛才旦身上，显然十分恰当。在他年轻时也曾出现过迷茫，但随着自己逐渐走出藏区，前路变得清晰。在他知道自己要从事什么工作后，别的选择就有意识地被放置一旁，坚定地走到了今天。

《中国电影报》：有别于您此前偏好选择藏族主演，您的新作《陌生人》邀请了汉族演员黄轩担纲主演，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万玛才旦：这跟影片的题材与故事设定有关系。《陌生人》是讲一个藏族村落突然来了一个村落之外的人，他是一个“陌生人”。这个人物就像线一样串起了整个故事，有了这样一个人物之后，就会对演员做一些考察。

我以前拍电影，在写剧本的阶段，就会想到这个角色让谁来演，《塔洛》《气球》都是这样。写的过程中，就有一个很明确的关于演员的初步概念，包括长相、气质，甚至身高。朝着这个方向写，就会越来越明确，这是建立在对这个角色熟悉的基础上的。像《陌生人》，就要考察不同的演员，比如非藏语的。在跟演员的接触过程中，我觉得黄轩特别合适。

《中国电影报》：上午在ReelFocus论坛上，您提到手上项目很多，除《陌生人》外，其他影片进展如何？

万玛才旦：《雪豹》目前已经拍完了，这个挑战比较大。它是在棚里拍的，比较偏纪实的风格，难度就更大了。雪豹是主要角色，是剧情的一部分，让一个动物演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全程特效。而且以前没有雪豹的特效可以参考，所以这个片子周期比较长，花了一年多时间，现在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中国电影报》：您如何保持旺盛的创作力？

万玛才旦：有些是积累。这些年积累太多，以前拍不了的，现在就可以了。某一个阶段，契机有了，或者资金到位，我们就拍了。我觉得，拍电影很难仅仅沉浸在创作里，它需要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