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下文学创作的评价向来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对深耕此领域的研究者而言，一方面要不断走出“舒适区”，“挑战”新的作品、观点，一方面要善于在复杂的格局与脉络中把握主线，做到纲举目张。宋宇博士一直坚守戏剧文学现场，注重将宏观总结与个案分析相结合。这部《中国戏剧文学创作（2001-2017）》（知识产权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对2001年至2017年间中国戏剧文学的创作情况进行了整体把握，将这一阶段中国戏剧文学的创作概括为“从困局中坚守、省思到突围的探索历程”。宋宇博士对新世纪戏剧的研究贯通了从题材、内容、风格、语言，到精神向度、戏剧生态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自洽的体系，体出其对时代现实的关注和锐意探索的学术热情。

纵横与精微：

纷繁格局中的综合归纳

现代中国戏剧文学已走过百余年的历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其在21世纪 “后现代”“全球化”的语境中，在作家、读者、社会层面面临着新的环境格局和时代命题。梳理新世纪的中国戏剧，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大量的作品进行分类整理，进而分析出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与结论。宋宇博士在《中国戏剧文学创作（2001-2017）》中以题材的选择为切入点，描绘出主流、商业、先锋探索这三种戏剧形态的发展轨迹。其中又将主流戏剧（宏大题材）细分为革命战争题材、历史题材和当代英雄题材；表现日常生活的题材则多为都市人婚恋故事和打工者底层叙事；而对先锋戏剧、探索戏剧的谈论重点则放在了创作观念的调整和创作风格的形成上。

在对中国21世纪头17年“众声喧哗”的戏剧创作进行明晰且学理化的分类之后，从发展脉络、时代语境、审美转型、进退得失等方面对各个类型的戏剧进行考察则更显学者功力。宋宇博士首先提纲挈领地提出，中国百年间的戏剧文学创作经历了一段从困局中坚守、省思，再到突围的探索历程。具体到题材选取的问题上，剧作者既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也会受到生活阅历和自身身份的制约。他首先认为，新世纪的中国戏剧相较于此前的时代，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具体到风格特点上，革命战争题材多对革命者的情感世界进行深入开掘，历史题材剧作往往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反思，英雄模范题材中生活境遇和精神思想成为剧作家深入剖析的内容；在日常题材方面，剧作家整体表现出对当代人生存焦虑和精神困境的极大关注，都市人的情感焦虑，打工者的生活困境，民间文化的复杂形态频频出现在他们的剧作之中；而在写实传统之外，21世纪的中国剧作家将现代语境和民族语汇互相渗透，把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多元文化的融合体现了剧作家创作观念的调整和风格的形成。这种宏观综述与微观论证的结合，体现了作者广阔的研究视野和自觉的历史意识。

融会与超越：

开拓创新的内容方法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中国戏剧文学创作（2001-2017）》的研究特点就是“新”。

首先是研究对象新。由于该书的研究对象是较新的文本，其中大多没有经历经典化，这就要求研究者进行海量的阅读，还要在此之上还要进行甄别与筛选。尤其是近五到十年的剧本，学界更是缺乏整体的关注。粗略统计，这部论著涉及剧作近300余部，且大多出自第一手的杂志、期刊，可见作者用功之深。

其次是研究方法新。著者广泛采用了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化研究与导演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相结合，把戏剧文本置于不同的理论体系之中，呈现出新的观点与理论视野。比如第五章，他提出评奖机制是影响21世纪中国戏剧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诸多戏剧奖项的设立凭借其对戏剧文学艺术价值标准的确立，以及对剧作家身份职责的引导划定，从外部客观决定着艺术作品的最终成型。这种作家与政府间的双向互动，为新世纪戏剧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野。

最后是研究理念新。《中国戏剧文学创作（2001-2017）》的研究由“危机”一词引出。“世纪末症候”在艺术领域广泛存在，而在中国戏剧界更有其独特性。作为青年学者，宋宇博士有着与时俱进的理念与视野，敢于打破既有的学术范式，提出合理性问题。他指出，一方面20世纪末中国剧坛面临着原创式微和剧作家身份边缘化，另一方面剧作家们在文学性缺失的困境中致力于不断突围。宋宇博士对于新世纪中国戏剧的研究，始终追求时间维度的延伸性和空间维度的比较性，以“现代化”和“民族化”为审美标准。书中体现出的严谨而富有创造力的学术理念尤为可贵。

热情与思辨：

独立批判的学术立场

宋宇博士对于新世纪中国戏剧的研究始终致力于以文学照进现实，从《历史呈现中的当代反思——对新世纪以来历史题材戏剧的文化解读》到《新世纪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审美基调与创作态势》，体现出其投身学术的热情和深切的人文情怀。“困境”与“新生”是《中国戏剧文学创作（2001-2017）》一书的关键词，“困境”是对戏剧危机根源的探讨，“新生”是对21世纪戏剧文学发展轨迹的梳理，而寻找建构当代文化格局是破解戏剧文本危机的良策。这表明宋宇博士的学术研究不仅有学理性的思辨，也具有解决具体问题的社会意识。

独立批判的学术立场也是该书的鲜明特点。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剧作家是戏剧家更是文学家，其创作的作品应该具有文学的独立审美属性以及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只有基于这种文体范式和精神品格的艺术创作才能构成真正的戏剧文学经典。”如在戏剧宏大叙事的研究方面，他首先肯定时代需要宏大叙事，任何国家和民族需要拥有自己的“大叙事”。但同时，彰显时代价值的“大叙事”也要注重文学标准和艺术水准。他以《董必武》《赵一曼》《秋白》《与妻书》等较为成功的革命历史题材剧作为例，指出新时代的宏大叙事不能满足于故事本身，而是要凭借对历史纵深感与人性复杂性的深度开掘，走向通往艺术经典之路。

不仅仅是新世纪的中国戏剧，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文艺批评家同样经历着困境与新生。如何对待、评价时下文学作品的热度、温度与高度，是每一个当代学者所迫切面临的问题。何为“热度”？是作者、市场、传媒和受众之间的复杂博弈，是作品艺术属性和商业属性之间的纠缠；何为“温度”？是宏大叙事中的悲天悯人、历史厚度，是日常叙事中对普通个体的现实观照；何为“高度”？是研究者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独立的批判立场，是创作者真面现实的勇气和自觉的审美属性。在读过宋宇博士对中国新世纪戏剧困境与新生的梳理之后，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戏剧的未来抱有更高的期待。

（聂章军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齐兆琳系河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2020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话剧改编研究（2001-2019）”（编号：2020040312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