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一种和现实具有亲缘性的艺术媒介，在安德烈·巴赞看来，电影是无限趋近于现实的“渐近线”，电影会因技术的不断发展最终达到充分再现现实的“完美电影”状态。

无论中国电影史还是世界电影史，现实主义都是各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经历了多年的蛰伏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并且也相应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温暖现实主义。

温暖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这一特殊的形式系统因应新时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的新变化，它要求创作者扎根现实土壤，敢于直面现实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同时又要坚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积极靠向主流社会价值，用温暖、仁爱的，而非冰冷、残酷的方法处理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的正向发展。

作为“形式机体”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文艺理论的古老命题，一般对现实意义有如下几种认识：一、现实主义是一种艺术作品和现实之间关系的表达，即作品和现实之间的映射性关系，作品不得违背世界的现实原则；二、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现实进行加工、提炼，概括性地表达本质规律，从而批判性地改造社会；三、现实主义是一种艺术风格和流派，指称一批有稳定边界的艺术作品或者艺术潮流，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

新形式主义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汤普森认为“风格是一套形式系统”，是一套在主题、叙事结构、场面调度、镜头语言等方面具有相对稳定特征的形式系统。汤普森进一步强调，现实主义的形式系统在历史中不断变化，表现出多变的特征，然而现实主义的核心标志是“真实性动机”，即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去面对现实（《打破玻璃盔甲》309-314页），这种观点和法国文学理论家罗杰·加洛蒂不谋而合。

加洛蒂在1963年的名著《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中提出了对现实主义的创造性理解，即打破现实主义的确切边界，使之始终处在动态的扩大过程之中。加洛蒂将毕加索的绘画、圣琼·佩斯的诗歌、卡夫卡的小说等惯常被认为属于形式主义的艺术纳入现实主义的概念范畴之中。他认为这些作品不是被动地再现现实，而是主动地介入现实，它们并没有在模仿事物的形象，而是在揭示事物的能动性。这些怪诞的、夸张的、变形的艺术并不是在直观地说明世界，而是以行动性和生命力的方式参与到世界的生成之中。

或许我们可以将现实主义看作一套形式系统，一套在技术、文化、美学等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形变的系统，它不单纯地以直观反映现实为特征，亦不刻板地要求以激烈的笔触批判和否定现实社会；它不是无生命的机械体，而是充满生命力，像植物一样主动适应环境，努力在现实土壤中扎根的有机体，一种“形式的机体”。

温暖现实主义强调建设性和肯定性，既揭露社会的真实矛盾，又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既展现真实的人性，又强化人性“善”的方面；既考虑商业电影的市场需求，又考虑电影的价值观引导功能。温暖现实主义成为当下中国电影的主要特征，是电影“形式机体”充分适应当下中国的市场，扎根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做出的能动选择。

扎根中国现实土壤的

温暖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不断变化的形式有机体，作为上层建筑，它不断随着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环境而发生改变。思考现实主义美学特征及其成因必须回到“历史现场”。

传统认知中的现实主义一般包括如下特征：一、多取材于现实，根据现实事件改编或题材具有客观现实可能性；二、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多展现底层社会环境，以小人物的视角展开叙事，人物设定具有明显的平民意识；三、媒介特质呈现自然化倾向，如电影多采用景深长镜头或“零度”剪辑的镜语系统，小说则多使用平铺直叙和白描手法等，从而弱化媒介的存在感。四、主题上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多以尖锐的方式直指现实生活症结，以猛烈的姿态否定现实境况。而其中惯常认为“批判性”和“否定性”是现实主义的灵魂。

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认知多与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有关。19世纪的欧洲在工业革命的作用下，资本主义急速膨胀，工业化、城市快进程加速，人们在享受便利现代生活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文艺作品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揭露矛盾、批判现实的使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恢宏视角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因金钱引发的种种问题，托尔斯泰的《复活》通过农奴私生女遭受的种种不公待遇，猛烈揭露和批判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官僚与腐败。

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电影，如《神女》、《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亦以强烈的批判性和否定性著称。然而这些电影回应的是当时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被压迫的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以及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在当时具有极强的进步意义。

“新时代”中国，在社会性质和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等方面都与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促进步，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仍然存在着诸多矛盾，文艺仍然有反映矛盾，关切现实的使命。

然而到了当代中国香港，许鞍华导演以独特的方式实践了一种另类的现实主义。《女人四十》讲述了一个普通香港中年女性面对家庭、事业变故仍然积极、乐观生活的故事。《桃姐》则讲述了老年女佣桃姐和雇主之间胜似亲人的温暖故事。许鞍华带着她的人文关怀和香港市民文化的积极乐天精神，讲述了温暖动人的故事。这是温暖现实主义对当代香港社会的回应。

2018年起，现实主义电影开始集中涌现，《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你好，李焕英》、《穿越寒冬拥抱你》、《人生大事》、《守岛人》、《中国医生》等电影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征，它们勇敢直面真实的社会矛盾，以积极、主动的建设性方案取代了过度的嘲讽和否定；它们聚焦平民人物的凡俗生活，以暖心的人伦情感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取代了消极的苦情宣泄；它们以类型化和商业化的生动故事取代了呆板的说教或自怨自艾的文艺腔调。

这些电影均呈现出了扎根现实和人性升华的统一，将温暖作为影片的主基调，将建设性作为影片的首要使命，这些影片正是学者胡智锋所说的既非“悬浮”，又非“阴暗”的现实主义电影的第三条道路，即温暖现实主义。温暖现实主义深深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壤之中，积极回应现实，又灵活地适应着现实，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温暖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

温暖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的形式变体，遵从着现实主义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表达动机，以多样的方式呈现现实矛盾，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矛盾，以动人的情感调和矛盾，以建设性的方案解决矛盾，最终将温暖的情绪从电影中延伸至现实社会，从而实现有效的正向引导。

温暖现实主义既是当代中国电影的创作方法之一，又是一种占据重要市场位置的电影样态，更是一种面对社会现实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表达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或新时期反思现实主义，它蕴藏于精致的视听和丰满的叙事和之中，以相当柔和的方式践行着“文以载道”的艺术观念，将价值观念的传达和故事消费、情感体验相结合，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内蕴价的价值观念，既包括传统文化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又包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与歌颂。既是《我不是药神》的舍己为人，又是《奇迹·笨小孩》的“深圳奇迹”；既是《穿过寒冬拥抱你》团结抗疫，又是《守岛人》的矢志不渝……

温暖现实主义归根结蒂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对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深刻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已然成为“新主流电影”的一部分，是继《1921》等革命历史题材、《长津湖》等战争题材和《战狼2》等动作题材等“大片”之外的另一种电影，即更贴近生活，更易唤起观众共情的，以“小”博大的电影。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1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