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脐带》是一部片长96分钟的艺术片,它拍得十分简略,有着富有效率的叙事速度,它的精神线索一直简洁而明晰地存在着,不曾断裂,我也一直被这条线索所牵引,并在结局的部分感受到了它升华了的意义,所以对这部影片颇有好感。
在北京搞音乐的小儿子,回到家乡看望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并送她回故乡,这是影片的基本故事线索。回故乡是人类文艺作品一再重复的母题,《脐带》这个片名也只是有着很普通的修辞意义,并未能昭示出更深刻的内涵。本片的动人之处在于它返归故乡的彻底性。
患病后的母亲如同孩子,她要回家,小儿子带她回到草原上他们曾经的住处。阿尔兹海默这种病症最近两年有若干部影片来讲述它,但在这里是被很正面地使用的,它让患病的母亲超越了健康人的世俗考量,而能够天真且执拗地直抒胸臆,它成为直接袒露母亲潜意识的契机。
但母亲的故乡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这个住处并不能让母亲满足。家庭相册显示母亲的父母曾经居住在一棵一边生一边死的大树边。儿子要带母亲寻找这棵大树。
于是他们继续前行,从定居点到草原上他们自搭的蒙古包。这个过程对于母亲和儿子都是一个深入生命纵深的过程。母亲一行似乎也被治愈着。大量斯坦尼康影像让草原显得流动而胜美,成为精神世界的象征。所以我觉得摄影的唯美影像并非无效,也并未降格为草原MV,而是伴随着精神叙事和内心的流动。
他们最后到了一个挂满禄马风旗的祭祀敖包边上,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聚集而来的牧民的祭拜和跳舞,做音乐的儿子和民间乐队融为一体,母亲看着这一切,欣喜而满足。这一幕之所以令人感动,在于这个电影片段对于普遍人类潜意识的暗合。这并非来自学术,而是来自内心的深刻体验。
的确,电影把艰苦寻找的人以及作为观众的我们,带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这个场景星光灿烂,星河的光铺在湖水中,那些光即使在夜晚也很容易被摄影机所捕捉。篝火,舞蹈和音乐,飞扬的禄马风旗,还有穿着民族服装兴奋歌舞的人们。
这个空间场景本身就是一个原始意象,是故乡的原型,也是人类心理结构的最初本源。他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四五千年前,西北马家窑文化彩陶盆上舞蹈的人群。
电影在后半段强调了母亲心理身份的转变,她对照顾自己的小儿子叫“父亲”,她所追寻的仿佛是自己的幼年记忆,是个人潜意识中的内容。她在幻觉中看见一群穿着民族服装(古装)的人们在召唤她,这些人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这些人是她熟悉的死去的亲人,还是另外的人?
尽管我不知道上述的敖包场景在导演的剧本上是如何出现的,但这个场景的确具有点燃的作用,它的视觉性本身就有很大的潜力,存在很多可供遐想的空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来自集体潜意识深处的暗示,它不是来自个人,而有更神秘的来源,因此它的安抚力量才具有如此的普遍性,能让观众于懵懂中获得欣悦和激动。
影片中的音乐人小儿子是另外一条线索,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世界是如何发展的?母亲提醒草原上存在无数的声音,并嘲笑他听不到这些声音。前来维修电器的电工女儿也希望他和草原能发生更深刻的联系。草原上充满了音乐的素材。
小儿子处于现代都市的前卫音乐圈,但却一直利用民族音乐的配器和音调。现在也许可以反过来进行工作,所以他说,在这里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工作也是可以的。电工女儿说,草原上不能只有呼麦和马头琴,我们也不是活在过去。
这句话里面有很多潜台词,似乎要诉说草原现代性的问题了。我在这里曾有一点小小的担忧,害怕它陷入简单粗暴的城乡对立,若它暗合外在的回到群众中去的动员,也会令人起疑。不过影片在这个方面并没有更多展开。但它营造的人们与草原一点点融合的感觉,富有层次感,其感性的牵引能令观者欣然配合,而且也很流畅。
当我从电影院返回,理性力量逐渐增多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这部影片的强度和浓度不够,它太小品化,也过于简略。但据说这是导演的处女作,就觉得已经值得庆贺了。
由于最近策展的原因,所以笔者得以看了很多最近十年来的乡村题材的电影——这部《脐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作这一题材范畴。观看之后发现这类影像也许可以命名为:新乡土电影。文学界有类似的命名——新乡土文学,他们基本强调了作家们创作思路的个体自发性,若以此指标来论说,这些影像也可以叫做新乡土电影或者新乡土影像。
这些影像基本分为两种,一种类似于废墟电影,比如《HELLO,树先生》、《北方一片苍茫》、《歌声何以慢半拍》,他们往往拍摄的是核心地带的强烈城市化之后的乡村状貌,乡村已经不是自足的空间,处处都是废弃的生活遗址,精神和空间处于双重的震荡中,生活感受模式正在转型。
还有一种,则还在乡村中发掘文化的潜力和精神价值。这类影片并不多,《脐带》显然属于这一种,我们在草原上看到了富有活力的牧民一家,他们仿佛还处于田园牧歌中,精神上有富足的感觉。
另外一个例子是刘苗苗导演的《红花绿叶》。在西海固某个村庄的土炕上,某个安静的夜晚,人们的呼吸匀称而甜美,低垂的夜幕并未被疾病和突发而来的现代化事件所撕碎。当然这部电影从地域、题材和文化上来说,和《脐带》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