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6版)
值得肯定的是,影片在凸显“流浪地球计划”与“数字生命”的矛盾冲突中,并未仅仅陷入现实与虚拟二元对立的窠臼之中,而是基于多维宇宙的存在及其可能性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对人类发出警告的一连串数字符码,以及由刘德华饰演的数字技术专家图恒宇这条人物线索,将现实世界与超空间世界的协同关系,进行了一种探索性的表达。也正是基于现实与虚拟之间这种协同关系的存在,在影片的结局部分,彼时的图恒宇,已经通过智能量子计算机MOSS将自己与女儿的意识,输出为数字生命,并进入到多维宇宙空间中,甚至与MOSS融合为“强大的混合智能‘社会机器’”。在与现实世界的人们,协同一致的过程中,共同完成了“流浪地球计划”的重要一步:重启全球网路。这也是本片在叙事建构中,最具创造性的部分。在戏剧冲突的高潮段落,李雪健饰演的联合政府的中方代表周喆直,在联合政府总部的一场精彩演讲,揭示出了本片基于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宏大主题:“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事实上,较之前部作品,作为前传的《流浪地球2》,已然不再将前部作品中,基于农耕文明的土地情结,作为意义建构的民族情感逻辑,而是在跨民族与跨文化的认同层面,上升到基于人类共同命运的,涉及未来人类文明终极走向的高度。尤其是在太空科技不断发展、量子力学与多维宇宙等科学假设,不断僭越经典物理学定律的今天,当人类文明不断向太空,向多维宇宙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如何构建超空间世界的秩序体系,如何在现实与多维宇宙中的协同关系中,延续人类的文明,恰恰是人类文化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三
事实上,《满江红》与《流浪地球2》两部影片在春节档的市场竞争,更像是一场基于历史与未来、基于不同立场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涵,既涉及两代中国电影人在经验、认知与观念层面的异同,也更涉及在意义建构与表达过程中,电影本身如何思考和定义,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是如何认识自我,如何形塑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的这一命题。某种意义而言,影片《满江红》在叙事的意图意义建构与精神指向层面,可以说即是这样一种定位。也即是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去反思历史,并在反思的过程中,试图去呈现、去揭示,或者是去还原,那种蕴藏在历史小人物身上的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即便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已然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民族气节,那种能够穿透历史时空的浩然正气与英雄气质,恰恰是创作者意图要表达的一种精神。并且,这种精神所蕴含着的,即是对民族精神本身的自我认同。
不可否认的是,《满江红》文本立意所蕴含着的精神、气节,在情绪与情感的体验层面,对观众具有强劲的激励性。尤其是结局部分,那种极具仪式感的全军复诵,更是彰显出这种精神的强大感召力。但是,故事格局的局限性,也凸显出影片本身自相矛盾的各种问题,尤其是那种宅院式的家国想象,以及更多基于商业策略考量的,类型杂糅的形式手段,对于“满江红”如此宏大的命题主旨而言,的确存在褒衣危冠之感。事实上,在张艺谋的影片中,《满江红》难以跻身他的优秀作品之列,并且就艺术创作本身而言,这部作品距离张艺谋真正的艺术水准,还有更大空间,更大距离。可以说,较之本片的艺术性而言,商业策略的成功更具经验价值。
与之相对的,《流浪地球2》则定位于在超越民族性的跨文化认同中,去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对于包括郭帆等在内的当下新一代中国电影人而言,电影不仅仅只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文化商品,更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思想实验的场域。在这样一种场域中,电影的视听表达,不再只是对经验世界的再现,而是融合了经验视觉与超经验视觉的表达策略,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一种蕴含探索性与实验性的艺术创造。在此过程之中,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理念,已然渗透于新一代中国电影人的创作与表达之中。也正是基于此,《流浪地球2》在科幻系列片层面的大胆尝试、大胆探索,也彰显出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发展前景。
众所周知,科幻电影在中国起步较晚,且真正具有科学幻想意识的作品,却鲜而有之。究其根本,在观念认知层面,科学理性意识的匮乏,也是不争的事实。对此,著名电影评论家罗艺军曾经指出:“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古典美学突出的差别之一,在于中国艺术不像西方艺术那样重视对自然的客观认识,而更重视主观情愫的抒发及其社会功能。在艺术接受上亦复如此。”正是基于此,“流浪地球”系列及其所蕴含的科学意识,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及其类型体系的完善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较之更有资历的老一代导演而言,年轻导演在创作层面的经验值与话语权的不足,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首先,一部影片的容量是有限的,对于充满创作活力的年轻导演来说,想要表达的概念太多,必然导致在概念不断叠加的过程中,部分观众会产生接受的障碍。并且,越是急于表达更丰富的信息,反而越是会导致信息与意义的衰减。而在具体的情节构架层面,一些与影片主旨,或者是与主要线索叙事并不相干的戏剧性行动,在取舍之间,还需要有更强有力的把控。影片中刘培强与妻子那条情感线的处理,略显拖沓、冗余,尤其是回上海一场戏,不免有些画蛇添足之感。虽然对于影片最终较高的完成度而言瑕不掩瑜,但对于创作经验的积累而言,成熟的过程,也即意味着取舍有度的过程。
某种意义而言,未来电影产业的文化竞争,并不会仅仅局限在经验的现实层面,更会在超经验的虚拟现实的维度中展开。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既需要聚焦于现实、历史的众多优秀作品,同时也更需要着眼于未来的,能够具有科学意识与科学探索性的科幻作品。无论是基于历史的反思、现实的观照,还是基于未来的科学探索,电影作为社会价值的载体与协调者,电影在文本意义的建构层面,始终肩负着基于民族精神的文化身份建构的社会使命。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