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整体上进入乡村振兴新阶段的时候，以电影的方式回望这一历史进程中付出种种努力的乡村人物谱系，以及围绕他们展开的动人故事，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艺术价值。根据王洁小说改编，王洁、马秀华编剧，刘全玮执导的电影《远山花开》，正是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用心之作。该片讲述了来自江苏南京的支教老师刘晓慧走进秦岭深处大麦村小学，以自己的真心开启张承峰等一群留守儿童内心世界的故事，呈现中国农村转型之路上留守儿童、乡村教师、支教老师等这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的“具体的人”的内心世界，具有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远山花开》的突出特点是采取了一种观照乡村的平等视角。在绝大多数过往的乡村题材影视剧中，来自乡村外部、帮助乡村发展的人物，都大体上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虽然他们也会经历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其本质上是“施救者”形象。而本片中的支教老师刘晓慧走进秦岭深处，其初衷只是为了摆脱母亲离世的内心痛苦。也可以说，她来到大麦村是为了自我救赎、自我疗伤。原本到大麦村当音乐老师的刘晓慧，在看到马校长给她展示的钢琴时情不自禁地想起妈妈教她钢琴的往事，内心更加痛苦，于是拒绝教音乐而改教英语。这更加凸显了她逃避现实的心理画像。在被失去母亲后不再开口说话的学生张承峰吸引后，刘晓慧一步步走进张承峰的内心世界，在钢琴、在音乐的帮助之下，引领张承峰慢慢地摆脱心理阴影和内心禁锢，最终在合唱比赛的舞台上一个人勇敢地开口歌唱，并且给因为交通事故迟到的合唱团获得继续参赛创造了机会。而在引领张承峰走出阴霾、重树自我的过程中，刘晓慧也走出了自己的心灵沼泽，在“治愈”孩子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愈”。这就在支教老师和作为支教对象的孩子之间，构建了互相治愈的平等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支教老师的刘晓慧和作为留守儿童的张承峰这两个角色的设置非常讲究，刘晓慧和张承峰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他们都有失去母亲之痛。刘晓慧跟张承峰说，母亲去世后自己很久没跟人说这么多话了；而张承峰则在母亲去世后不再说话。在某种程度上说，对刘晓慧而言，张承峰就是另一个自己。正因为如此，刘晓慧才对张承峰有着“理解之同情”，一路坚持引领他走出困境走进阳光，同时她也完成了自我救赎。

刘晓慧“抵达”大麦村小学是由马校长“接入”的。与刘晓慧作为支教老师相对应，马校长作为乡村教师的代表在本片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他为蓝本，本片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立体丰富、充满生活气息、具有极强感染力的乡村教师形象。马校长出场的第一场戏是开着农用车去接刘晓慧。当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等人来接的刘晓慧看到开着农用车的马校长，内心一定是失望的。而这个农用车和校长的组合，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接下来的马校长形象建构中，采取了一种先抑后扬的叙事策略。从表面上看，马校长以“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一群榆木疙瘩”这样的粗鄙化语言表达对犯错学生的不满，以罚跪、打手心等方式体罚学生，以学习成绩好坏来排学生座次。这让刘晓慧对马校长心生反感，也令观众将马校长归入反面角色。但随着剧情的发展，马校长的形象开始反转。马校长有很多次机会调离偏远的大麦村，但他都放弃了，就是因为舍不得这里的孩子；有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读书，他就去求孩子父母；张承峰被送去养猪，他自己拿钱去换张承峰回来读书；圆圆爷爷出事，他卖掉自己的车帮助圆圆，并且还将圆圆幼小的弟弟接来照顾；他将学校空地整理成菜地，给孩子们送各种蔬菜带回家。这些都充分展现了马校长对孩子们父亲般的爱。马校长这种基于“恨铁不成钢”而产生的粗暴教育方式和对孩子发自内心的大爱，矛盾而又自然地融为一体，而不是脸谱化的歌颂或批判，人物形象非常具有感染力。

由此，本片也有效地探讨了教育观的重大课题。刘晓慧来自江苏南京，有着现代教育理念，尊重孩子，认为成绩不是最重要的；马校长则认为成绩是最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打是亲骂是爱”。围绕这种教育理念的冲突而展开的戏剧冲突，既增加了影片的看点和叙事张力，也提出了究竟什么才是正确教育观的问题。比如，马校长从未开过家长会，刘晓慧坚持开家长会，最后马校长答应了，条件是只要不耽误他的数学课就行；再如，刘晓慧将参加合唱比赛作为让张承峰开口说话、让孩子们放飞梦想的重要契机，而马校长则质疑参加合唱比赛又不能跟成绩挂钩，有什么用？很显然，这些都是围绕教育观构建的“有意义的冲突”。

而对这种“有意义的冲突”，创作者并没有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而是将其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体察。这一点非常具有社会学意义。全片从乡村学校图景出发，匠心独运地营造了城市化和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乡村空心化的乡村图景，并由此描摹了更为宏大的社会图景和历史图景。这方面细节的设置非常讲究。当刘晓慧终于召开了家长会，来到教室的都是老人，甚至有的还牵着羊来到教室，边开会边喂食；当刘晓慧组织孩子们面对秦岭“喊山”说出自己的愿望，孩子们从最开始的要去西安玩、要考大学到最后都一致表达只想见一见很久没有见到的爸爸妈妈；当大麦村小学即将合并到镇中小校，马校长成为表面平静实则最伤心的人……这些既非常生活化又饱含感情的处理，生动而深刻地表达了乡村空心化、留守儿童情感缺失的历史现象。当我们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来言说以刘晓慧为代表的教育观和以马校长为代表的教育观时，便不会过于简单化地评判孰优孰劣。我们当然要在乡村教育中大力倡导现代教育理念，但马校长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血脉中流淌着的对孩子的爱，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却绝不是应该因为对其教育理念的批评而一并被遮蔽的。

最后，《远山花开》在物象与意象的营造上强化了艺术表达。片中大量出现的秦岭空镜，令人震撼的重峦叠嶂，既是一种自然环境的呈现，又是一种心理困境意象和渴望走出羁绊的隐喻；学校杂物间从常年荒废到慢慢打扫干净再到孩子们围着钢琴歌唱，是一种心理空间由封闭到敞开的隐喻；落满灰尘长期无人过问的钢琴，更是一种情感存在，对刘晓慧来说，钢琴连接着教自己音乐的母亲，对张承峰来说，钢琴是激活自我、找到自信、最终由此治愈自我的媒介；那棵张承峰经常爬上去发呆的大树，既是秦岭深处的自然存在，更是他逃避现实的天堂和乐园，当刘晓慧由喊张承峰赶紧从树上下来到自己爬上树去获得与他相同的视角看到茫茫群山，树便成为刘晓慧保持同理心对待张承峰、由远山的他者变为远山一部分的象征。这些颇具匠心的表达，让本片呈现出“托物言志，寓理于情”的美学品格。

“雀鸟没人欣赏，也要展翅高飞翔。”正如本片结尾主题歌所唱的这样，《远山花开》讲述了生命的困境，但并没有沉陷于苦难叙事，而是以一种既朴素又动人、既生活化又艺术化的表达，观照留守儿童和乡村教师的精神世界。当片尾张承峰成长为音乐老师的镜头出现，观众确实感受到了“远山花开”，并且相信在这样的精神传承中，“远山花开”的美好会一直延续下去。

（作者为中国艺术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