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帆比原定的采访时间晚到了10分钟,推门进入时,他穿着印有《流浪地球2》LOGO的白色连帽衫,一边跟前来采访的记者打着招呼,一边喊住工作人员,又要了一大杯冰咖啡,猛喝一口:“还得靠这东西顶着”。
电影上映前,他已经接连5天没怎么合眼,拍摄期间每天几乎只睡4小时,喝5大杯冰咖啡,“所以采访时我可能反应会慢”,迟到10分钟也是因为在两场采访间隙他马不停蹄地跑去修改马上要释出的物料。
郭帆盯着地面,脑海中闪过拍摄期间的种种细节,给我们讲述为什么每天只能睡4小时。话锋突转,他抬起眼,打断刚刚正在进行的话题,“不是,我突然想到这事儿不是一个可值得对外去说的事情,每天只睡4个小时这事儿,它不对。这恰恰证明我们的电影工业化不够才会导致我们只能睡4个小时。我们想要的电影工业化的结果就是高效到尽量不用熬夜。由此证明《流浪地球2》还是从0开始。”
《流浪地球2》刚出画,预计制作《流浪地球3》的消息便不胫走,令人关心“流浪宇宙”的架构走向。“你不要预设未来的问题,第一集没赔钱,咱能拍第二集,第二集没赔钱,才能拍第三集。我肯定是有这个愿望,但还是希望先不亏钱。”
《流浪地球》取得巨大成功后最直观的感受是由200人扩充至2000人的剧组。为了展现一个更宏观的世界视角,外籍参演人员多达两万多人次,被问到“是否有统计外籍参演人员的国家数量”,郭帆酒窝深陷,笑得灿烂,“这个问题好,我回去就统计。”正如郭帆在《流浪地球电影制作手记》中自述:所有人都倾尽全力,让我感到骄傲,是这件事本身产生的魅力,慢慢凝聚了这些人。
太空电梯高耸入云,行星发动机轰鸣震耳。我们人类决心拒绝走入那个良夜,勇气让我们从不停止探索未知的脚步,造梦的机器少不了科幻这一片种。
◎ 不要对外宣传“每天只睡四小时”
《流浪地球2》从筹备、拍摄,到后期制作,历时1400余天。制作团队共为影片绘制5310张概念设计,9989张分镜头画稿,制作超过6000镜视效镜头,共制作了95000件道具、服装制作,总共搭建了102个科幻类主场景,置景展开面积超过900000平方米。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流浪地球》系列走得更远更扎实。
《中国电影报》:前作取得巨大成功,拍摄《流浪地球2》的时候压力大吗?
郭帆:你根本没功夫焦虑这些,因为你停不下来。最夸张的一次连续45天我连焦虑的时间都没有。
《中国电影报》:这45天连轴转的原因是什么?
郭帆:因为档期原因、制作周期这几个问题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态势:我必须要同一天去拍京哥(吴京)和华哥(刘德华),同时我们美国现场也在拍,美国现场和我们还存在一个时差问题,再加上一个动作组,所以一天中最极致的情况下是有四个现场需要拍。京哥拍摄8个小时,华哥拍摄8个小时,在物理时间上就是16个小时。转场的过程需要2-3个小时,这一圈儿转过去,一天20个小时已经没有了。然后你回去捎带洗漱吃口饭,还得去剪辑室再看看今天拍的素材,之后就继续第二天的出工。这样大概循环往复了45天,在这45天你会产生一种很有意思的感觉,就是你一点儿也不焦虑,一点儿也不紧张,因为这些事马上就要发生,像是从a点到b点的无缝衔接。
《中国电影报》:吴京在北影节上说您拍摄期间每天只睡4小时,喝5大杯冰咖啡。现在看来,您每天还睡不到4个小时。
郭帆:不是,我突然想到这事儿不是一个可值得对外去说的事情,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这事儿,它不对。这就证明了我们的电影工业化不够才会导致我们只能睡四个小时。就包括前段时间连着五天没怎么合眼这件事情也不正常。我们想要的电影工业化的结果就是能够高效到尽量不用熬夜,这才是目的。由此证明《流浪地球2》还是从0开始。
◎ 移山精神:中国人自己的概念
在《流浪地球》第一部中,面对末世灾难时,中国人的乡土意识及家国族群意识催生出“带着地球集体流浪”的浪漫壮举。即使《流浪地球》在技术、工业上带有世界先进电影文化的学习印记,骨子里的内核还是中国人自己身体里流淌的那些东西。
《中国电影报》:《流浪地球2》为什么不选择拍摄《流浪地球》的后续故事,而是拍了它的前传?
郭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第一集能够展现《流浪地球》世界观的篇幅很少,可能很多观众也都感兴趣说我们是怎么到地球启程这一步的。第一集特别直接,通过强设定然后地球就启程了,但是到底怎么着就启程了,这个没说。我特别想通过这个前传的方式拓展这个世界观,让大家感知到从我们的近未来到启程的那个阶段,我们都经历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做前传的第二点原因,也是希望吴京老师能够回归,能够参与,这是一种感谢。因为第一集的时候他给我们太多无私的帮助,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回来,但是我们又不想写他复活了,因为复活特别扯。
《中国电影报》:《流浪地球》中提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家园”,《流浪地球2》里有一项移山计划,多数观众解读为“移山精神”,能从主题方面提供一些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概念吗?
郭帆:其实“移山计划”就是“流浪地球计划”的前身,它会讲述我们整个人类如何从不团结到团结,然后团结一致去完成这件事。就计划来说,它是跟第一集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在这一集里,我们探讨了另外一个方向的主题,这也是一个中国式的表达。第一集从宏观上看,它是一个有方向感的主题,我们带着家人离开,它是向外离开的。我们这一集讨论的是一个向内的维度,你可以抽象的理解为回归到我们的内心。
我们其实在影片中有一些小铺垫,比如说第一场戏中刘培强(吴京饰演)和他的师傅张鹏(沙溢饰演)去烧纸祭奠他的父母。我们中国人对烧纸这件事儿很了解。清明的时候,我们会给故去的亲人去烧纸,去想念他。有时候会说有一天我们会再见,谁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一天再见的时候可能是大家都不在了,但是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在最后让他们相见,就是把这个东西通过技术实现。这个方向的探讨是往内心的一个回归,就是我们对思念的一个完成。往内走,往外去,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中国电影报》:这次在故事上有创新的地方吗?
郭帆:我觉得我们尝试性的再往前迈了一小步,就是更接近所有科幻片的母题。那个母题其实讲的是人与技术的关系——数字生命。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然被各种虚拟数字技术包围了,生活已经逐渐的开始虚拟化。那么有没有想过假设未来有一个临界点,当虚拟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会脱离现实世界,而脱离之后的这个关系,可能我们真的到了那一天是需要认真面对和讨论的问题。因为如果人工智能过多的介入的话,我们有可能是会上升到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定义的权利,我们定义的人和他所定义的人可能不一样。如果不一样,那“人”对于我们来讲意义是什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电影报》:您希望拍出一部怎么样的科幻作品?
郭帆:大刘在看完第一集之后,我跟他私下还聊过这个问题,他说真正的科幻片是未来的历史。所以我们也是本着这么一个目标和方向,去尝试讨论人与技术的关系。
◎ 不是从1到2,还是从0到1
在《流浪地球》上映之际,郭帆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我们发现想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中国制造的能力非常强,但大量人才集中在工业级消费品上,没有人去做电影。你要想找到能做那个级别的道具的人几乎没有。”这也是郭帆一直践行着中国式电影工业化道路的原因。
《中国电影报》:《流浪地球2》相比《流浪地球》来说,是一个“从1到2”的转变吗?
郭帆:其实还是从0开始,因为当你到创作那一小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了完善这一小步,你需要有大量的新的东西介入进来。当我们的生产规模、人员规模大了之后,现行的这些工业流程已经不匹配了,又变成了“摸着石头过河”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又是不断的试错的一个过程,又变成了从0开始。
《中国电影报》:在您看来,《流浪地球2》拍摄时,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有进步吗?
郭帆:我比较自豪的肉眼可见的进步是什么呢?第一集所留下的制作遗产。我记得第一集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个宇航服,想做一个精细一点儿的道具,我们无从下手,根本不知道怎么干,从哪儿开始。比如说做一个道具,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会用手工木雕、拼贴粘贴等方式,但是你要说再给我弄第二个,那肯定会疯。
《中国电影报》:《流浪地球2》是怎样的生产模式?
郭帆:第二部的时候我们这些东西可以大规模生产,我们现在的方式是数字建模,这个建模既可以用到视效上,又可以用在我们道具生产上。我们引用的全是数字车床,包括3D打印、激光雕刻这些技术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是有点像产品化生产,我们完全用模具的方式去做,可以大规模复制,而且是快速的大规模。上一集,我们做一件宇航服都要耗费很多时间和力气,这次我们很快做好了20多件。
《中国电影报》:产生这种转变的技术原因是什么?
郭帆:这个经验其实来自于咱们国家的这个生产能力的提升,催生出各种厂子,包括我们用的手机、电脑、汽车、飞机等制造业。由于这些东西的技术能力不断的迭代提升,我们才能把这个技术拿过来用到电影工业中。放至电影工业中看,它就变成了新技术的创新和融合,然后组合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东西。这是肉眼可见的进步,我们现在基本上能想到的道具都能做出来。
《中国电影报》:视觉制作层面上,这次有没有遇到特别大的挑战?
郭帆:有,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在技术上面往前突进的另一步。了解视效的朋友会知道视效真正难的地方不是制作出“天崩地裂”,而是做个真人,他坐在那儿,你就觉得他是真人,这是最厉害的视效,是隐于无形的。你看《人猿星球》,你觉得里面的猩猩像真的吗?
《中国电影报》:挺像的。
郭帆:那是因为你不是猩猩。你要是猩猩就觉得可能不像。我们每天都看见人,人最难的是你眼中的信息。我们这个影片由于是编年体的一个方式去呈现,所以它涉及了几十年的跨度,这些人有年轻的状态,也有年老的状态,这些人低龄化和高龄化的表现,靠化妆是完成不了的。我们所有的演员模型建立起来有很多层,比如说骨骼层、肌肉层、血流层,还有毛孔、汗毛、毛发这些,然后才能构建出这个基础模型。然后在这个基础模型上我们还要匹配演员的脸。最终然后你才能看到一个老年的沙溢,看到那个年轻的刘德华。
《中国电影报》:在拍摄期间有积累哪些经验吗?
郭帆:这次拍摄跟电影学院有一个课题合作。目的就是想总结一下第一集的经验教训,然后看看能不能梳理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一个工业化流程。在拍摄现场,我们有二十多位实习生,他们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记录错误。就是我们做错什么了,就记下来。杀青那天你知道这次记录有多少吗?
摞起来的纸啊,得有四五十厘米高。我觉得叹为观止,我们这每天得犯多少错?经过初步的讨论和总结,从中整理出两张纸,这两张纸很珍贵,我回去得裱起来。
《中国电影报》:其中权重比较大的错误有哪些?
郭帆:我和你说你都想不到,是很简单的吃饭问题,你不会想到吃饭对我们有多大影响,但它的影响是最基础的,我们所需要的制度是和规模相匹配的。我们常规剧组100-200人的时候,吃饭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到了排队的点儿,到食堂打餐吃饭。但是当我们的规模达到1700-2000人的时候,吃饭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你要准备多少档口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领上饭,并且保证菜饭是热乎的。
《中国电影报》:《流浪地球》第一部的时候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郭帆:也有,但第一部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人。要思考一个问题,当你面对它的规模升级的时候,我们的管理方式和我们的思路上有没有升级。当我们没有升级,只是存在这么一个念想:人多可能有人多的问题,你就不会知道问题的根儿在哪。它的根儿,其实存在于吃饭喝水这样的小问题上,比如大冬天拍摄所有人能不能有一个保暖的地方,能不能有一个避风的地方,这都会变成问题。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创作者本身的经历不受这些因素影响。
◎ 国产科幻片最好的时代
郭帆的科幻情怀源自卡梅隆导演的《终结者2》,卡梅隆在电影中所创造的视觉奇观令人叹为观止。在科幻历史纪录片《詹姆斯·卡梅隆的科幻故事》中,在与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克里斯托弗·诺兰、乔治·卢卡斯等一群构筑了西方科幻宇宙的电影从业者的交谈中,卡梅隆得出结论:虽然科幻电影中主角们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但每部作品的出现,都是对当下时代精神作出的应对与回答。斯皮尔伯格告诉卡梅隆,如果没有“9·11事件”,他可能不会拍摄《世界大战》。
《中国电影报》:近几年很多科幻影视作品接连上映,你怎样看待近几年国产科幻片的发展?
郭帆:我很惊喜,特别是当我看到《独行月球》的时候,我好激动。我就看里面那些画面,和普通好莱坞电影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其实好莱坞也分卡梅隆那个级别的好莱坞和常规意义上的好莱坞。然后还有《明日战记》,这些国产科幻作品的出现,我觉得是这几年积累下来的工业水平渐渐提高的例证。
《中国电影报》:国产科幻片如何平衡和观众的关系?
郭帆:我希望二者的关系变成什么样呢?如果就有一天我们能够像看喜剧片、古装片、动作片一样对科幻片产生认知,就是我们的观众和这个作品类型达成了一个契约,大家能够比较方便的进入到这个语境当中。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科幻作品也需要积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科幻影片不够,如果一年固定产出十部八部的一定会很快积累出来。
《中国电影报》:近几年“科幻热”的原因是什么?
郭帆:科幻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它是需要国家作为背书的,它很独特。简单讲,当我们还是落后的时候,哪怕我们拍出了这么一个片子,观众也觉得不行。因为它他们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差距太大了,观众他老觉得这事儿跟我无关,我不相信这个事。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能看到新闻上,我们的航天员就在天上,真的空间站就飘在那儿的时候,你再在这个电影里看到出现中国航天员、飞船、空间站这些就跟我们有关系了。
它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浮在那儿,因为我们这东西是有现实基础的。科幻片的发展跟国力和综合实力都有关系。你去研究美国的科幻片发展史,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它就是在美国大规模复兴的这个过程中开始出现的科幻片,这就是他们的国家国力为他背书,我们也一样。
《中国电影报》:所以在你看来,中国科幻片最好的时代开始了?
郭帆:对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