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后的十来年时间里，我去京城的小西天，碰到陈景亮馆长总拱手说一句“又来西天取经了”，他哈哈一笑回道“晚上碰一杯”。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如重病初愈，正在“大补”阶段，上海的“冬令进补”尚未开始，北京的按国别举办的系列回顾展已成常态，中国电影资料馆是这些活动的引进方和主办方。陈景亮1985年3月任资料馆副馆长，1988年9月起任馆长，是这些回顾展的具体组织者。我1985年初夏起到新成立的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上班，不久担任所的外国电影室主任并负责辞海89版外国部分的设计和编纂，去北京观摩各次回顾展既是工作也是自己了解世界电影的开始。当时这些电影只在北京放映不到外地，控制很严，直到90年代后期才允许到上海放映其中的一部分。北京的放映一般也不邀请外地的人员参加，只请上海所。因为看电影和参加各种学术研讨活动认识了陈馆长。初见面便知他好饮，面色通红尤其鼻子，那时的开幕式或闭幕式晚上会在馆里举办一个简朴的酒会，由单位的厨房做些凉菜备些饮料，招待老外也显示欢庆，京城影界的导演、专家都来一聚。我还记得周传基老师酩酊下的豪放，也有戴锦华等女学者手持酒杯仍娴静风范的印象。酒会没有烈性酒，陈景亮会另带酒来，彼此熟悉后，他会强拉我干一杯。

景亮对我看片很照顾，每次都让下面的部门准备好完整的一套票，我一到就可以领取，对看片之间的吃饭问题，尽管我再三说不麻烦他们自己解决，但他和奚珊珊副馆长还是经常关心。无以为报，便只有在讨论会上认真发言了，记得好像是在瑞典回顾展的会上我同一个老外为了哪部片子争论起来，事后陈馆长对我说“交流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时我们对外国电影只有引进和介绍，很少在平等立场上作学术性质讨论的。

整个80年代，这样的回顾展超过十次，90年代同类的活动开始多了（如有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加上从回顾角度讲，二战后欧洲各次新浪潮择其大者也介绍得差不多了，对属“当代”范畴的作品的评价也尚不能同“经典”和“现代”并论，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回顾展活动才告段落。回顾那几年的北京看片，除个别的（如葡萄牙展）我大多参加了，它打下了我的外国电影知识储备的基础，让我对百年电影史的变迁，对电影史上的名家名片特别是创新浪潮有一个虽然仍粗线条但也是清晰的概念。

陈景亮任馆长的二十年里对中外电影的交流做了许多事，回顾展只是其中一项。上世纪末资料馆举办了亚洲地区电影的收藏修复研讨会（我和桑弧导演、李纬老师等参加了），这是中国第一次把老电影的修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会上听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代表发言，桑弧导演感慨地对我说：“这些国家电影没拍多少，也那么重视老片子的保护。”

陈景亮主持资料馆工作的初期，我们对外国电影的开放度仍很有限，记得在小西天放阿尔莫多瓦的片子，竟然出现放映员用手挡住某些镜头的一幕，对回顾展的电影，尽管已经是内部放映，仍有人拿“黄色镜头”为由向上面告状，可想而知，举办单位的压力有多大。

还想起一件在当时颇有点惊世骇俗的事，90年代初，陈景亮要求馆里的研究人员包括研究中国电影的都必须外语过关，把这作为业务考评的必要条件。我正好去北京出差顺便去小西天看望朋友，走到新建成的大会场门口，只听见里面都是在用英语发言，遇到的朋友赞成的抱怨的都有，但都认真照着做了。有人说陈景亮此举是因为他自己学外语出身，还有人认为他这是“崇洋”，我想这应该是他从中外电影交流的前景出发做出的举措，比起任何其它艺术来，电影更离不开同别国别的民族的交流。后来我看到如黄式宪教授那样不是资料馆的老人到小西天开会也用英语宣读论文（尽管结结巴巴，发言不准），感到陈馆长的这个要求虽然太高，却是有远见的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景亮曾有意要我去他那里工作，此事无果，仍让我很感激。他后来因脑瘤长期卧床，动了手术致面部都变了形，喝酒的嗜好想必也断了。前些天他的去世也不知是否同疫情有关。但从原来痛苦的病情讲，他是解脱了。

在那里，景亮可以畅饮。

（作者为原上海市文广局艺术处处长，上海电影家协会原副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