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导演和电影人不得不与八卦专栏作家打交道,并且在二战之后,影评人开始对票房产生一些影响——这导致了影视人才和媒体之间现在的冲突。
社交媒体在元旦假期期间因为Netflix公司的《不要抬头》(Don’t Look Up)引发了一场论战,这部亚当·麦凯(Adam McKay)的这部寓言灾难片尽管拥有全明星阵容,但评论家的评价却不尽如人意。麦凯的拥护者冲进来反驳那些认为自命不凡的精英的评论。“这是我们今天的《奇爱博士》!”导演弗兰克·奥兹(Frank Oz)表示。“瞬间经典!”奥斯卡奖得主阿尔·戈尔(Al Gore)模糊地回应。导演本人和联合编剧大卫·西罗塔(David Sirota)也加入了讨论,正如他们所说,痛斥批评者未能欣赏预言艺术。
不平等的三方乱战——一方面是影评人,另一方面是大众舆论和受委屈的艺术家——是数字时代转折形成的新“好莱坞故事”。影评人既不是看台上的球迷,也不是场上的球员,但是影评也从这两个方向涌出。当然,影评人长期以来一直被不当地塑造成一群精英知识分子。好莱坞为乔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在约瑟夫·曼凯维奇(Joseph L. Mankiewicz)的《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1950年)中饰演艾迪生·德维特(Addison DeWitt)中的表演提供了生动的素材。他不会做,也不会教,所以他从第三排的看台座位上起哄。
值得注意的是,德维特是一位百老汇戏剧评论家,为纽约一家的主流报纸撰稿——以当时的戏剧评论家乔治·简·内森(George Jean Nathan)为原型,尽管《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可以通过一篇评论破坏百老汇的一场演出。相比之下,在好莱坞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影评人并没有被认为是足以影响并获得高票房的因素。诚然,各大制片公司的广告部门大肆宣传新闻期刊中的好评,电影制片人享受着印刷品认可的自我吹捧,但没有人对电影评论家的权力有任何幻想。“平底锅和狂欢对普通电影观众都没有太大影响,”《综艺》在1937年观察到。十年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回顾大卫·O·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编剧的《阳光下的决斗》(Duel in the Sun,1946年)以及弗雷德·金尼曼(Fred Zinnemann)的新现实主义剧情片《乱世孤雏》(The Search,1948年)的精彩评论和巨大回报。
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最重要的影响者根本不是影评人,而是八卦专栏作家,最受追捧的莫过于卢埃拉·帕森斯(Louella Parsons)和海达·霍珀(Hedda Hopper)这对娱乐新闻之王。两者都与电影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共生关系,建立在相互支持而不是对电影的审美价值进行公正评价的基础上。他们夸赞的次数比他们批评的要多,但是当他们对电影人本身进行打击时——通常是因为银幕外的性丑闻或政治倾向问题——可能就是“死亡之吻”。难怪他们看起来像土匪一样聪明。制片人哈尔·沃利斯(Hal Wallis)曾经给霍珀一件貂皮大衣,这样她就不会在琼·芳登(Joan Fontaine)在片场冷落她之后负面评价《九月情事》(September Affair,1950年)了。
在电影放映商中,传统观念认为,电影观众总是可以“自己闻出来”,而无需挑剔的影评人。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或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的影迷真正想知道的只是电影的播放时间和地点。如果一位(男性)《纽约时报》的影评人不喜欢《扬帆》(Now, Voyager,“一个正经的幻想影片”,西奥多·施特劳斯嗤之以鼻)或《欲海情魔》(Mildred Pierce,“克劳馥小姐的英勇苦难让观众奇怪地不为所动,”托马斯·普赖尔耸耸肩),她们不会被吓倒。(普赖尔很高兴地承认了他对不同性别的反应的观察,并注意到在他参加的电影放映中,“在斯特兰德电影院,有不少女士经常以擦干眼泪为乐趣。”)(下转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