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史上有很多关于气球的电影,最著名的莫过于法国导演艾伯特·拉摩里斯1956年的《红气球》,片中由他儿子扮演的小主人公和路上偶遇的红气球结成伙伴,游荡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红色的气球在电影中具有了生命,梦幻飘忽,美好似童年,热烈如爱情。影片最后拉摩里斯把全巴黎的气球聚集一起放飞,像烟花一样开满天空。《苏格兰影评人》评论说,“电影人在经历过那一刻的红气球后,谁还敢再在银幕上表现红色的气球?或者,谁又敢表现气球不是红色的?” 然而,最近在院线上映的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电影《气球》,最开始进入我们视野的,却偏偏是白色的气球。当然,那不是真正的气球,那是被孩子当做气球玩耍的避孕套。
万玛才旦的《气球》是我看过的最不以猎奇吸引眼球、最没有刻意标签化表达的藏地题材电影,藏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都自然融入故事中,表现的还是普世的人性。影片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正处于工业文明蓬勃发展时期,这股风潮同样也渗透到偏远的藏地牧区。现代文明带来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冲击着传统的思想观念。而影片讲述的就是牧民达杰一家,面临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两个观念碰撞时的两难处境。
电影中达杰一家是藏地典型的牧民人家,算起来有七口人。妻子卓嘎操持家务,大儿子江洋在县城寄宿读中学,每天虔诚握着佛珠念六字真言的老父亲帮他在草原上看守羊群,两个儿子尚年幼,还有卓嘎的妹妹阿尼在寺院当了尼姑。
电影以“红白气球”贯穿全部的情节。“白气球”(避孕套)在影片的开篇就出现了。草原上,达杰的两个小儿子将避孕套吹成气球,在明晃晃的天空下嬉戏玩耍,骑着摩托来给父亲送饭的达杰看到了,又尴尬又气恼,一把夺过来戳破,嘴里嘟囔着“怪不得昨晚找不到”。而他的老父亲却浑然不知,问他为什么要毁了孩子的玩具?达杰只好承诺要去镇上给两个儿子买气球。
经历过计划生育国策的国人,对这种情景并不陌生。“白气球”在影片中是重要道具,它既顺理成章勾连出最后真正的红气球,又是故事发展的功能性元素,决定着情节的重要走向,如果这影片换成另一个片名,也可以叫《一只避孕套引发的事故》。“白气球”还是卓嘎焦灼情绪的诱发点,她很担心再次怀孕,一方面是生育和养育的艰难,另一方面,按照国家节育政策,再添孩子他们还要面临罚款,是一个无法承受的负担。但丈夫旺盛的性欲,让家里总是“白气球”匮乏,政府又是按期发放,她从女医生周措那里拿到了最后一只,但还是被小儿子偷拿去和邻居小孩交换了哨子,导致她后来的意外怀孕。饶有趣味的是,被孩子当做“气球”光天化日下开心玩耍的避孕套,却是成年人的禁忌,人人都耻于出口。尼姑妹妹阿尼在姐姐家找书时,不小心翻了出来,问这是什么东西,当卓嘎附耳告诉她后,她立马像烫手一样扔到床上。片中有一个情节,邻居孩子的父亲怒不可遏地来找达杰算账,他哆嗦地指着手里的白气球说,你儿子居然拿这种东西和我儿子换了哨子!达杰也感到理亏,却不肯示弱,于是两个成年人为“这种东西”打了一架。
作为现代人对生殖繁衍的阻隔工具,“白气球”也可以视作现代文明的指代,它象征着规范和秩序。而它反面延伸的则是:繁衍、生命、转世。这正是影片要表现的主题,也就是处于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夹缝中的藏地牧民,该如何应对现实和信仰撕扯的困境。
影片主要围绕达杰一家日常生活展开情节,细节饱满生动,但又十分自然,像达杰家附近绵延的沙漠,像远处起伏的山峦,像草原上空慢慢流动的云朵,藏区鲜为人知的生活,一一呈现。影片没有刻意安排的戏剧冲突,但每一处都不是闲笔,甚至每个对话都有所暗示,充满了对应和隐喻,有着很强的张力。比如影片中一家七口人围坐吃晚饭,电视里正在报道国外试管婴儿成功的消息,爷爷看不懂,经大孙子解释后,他斥之为“魔鬼”,马上让关了电视。而在让两个小孙子为他搓背时,他自然的提到大孙子江洋背上有一个痣,和去世的奶奶长的位置一样,所以他认为江洋其实是奶奶转世。他一再强调转世回到自己家,是非常大的福份。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都为后面这个家庭将要面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电影有很大的篇幅铺排繁衍的主题。对于达杰两口子来说,他们赖以生存的羊群需要大量的繁衍,但已经有三个儿子的家庭则需要节育。羊和人形成了对应关系。达杰每年都要去朋友那借种羊和他们家母羊配种,他看着雄性十足的种羊忍不住和卓嘎赞叹,卓嘎悄声揶揄,“和你一样”。白天种羊在羊群中威猛地追逐交配,晚上达杰在床上性欲汹涌,然而这个场面并不香艳,没有构成对观众激情的调动或者潜在的偷窥欲望,因为避孕套缺失的多次铺垫,观众和卓嘎一样的焦灼。
如果说种羊和达杰形成对应关系,那么另一只两年不产崽的母羊则是对卓嘎的隐喻。达杰在羊群中拽出这只母羊,让卓嘎将它单独拴起来喂肥,以便卖了换钱给大儿子交学费。卓嘎说,“这只羊很老实”,达杰鄙夷,“老实有什么用,它又不产崽”。母羊日益肥大,卓嘎每次看着它都心有戚戚。后来公公去世,卓嘎不久查出怀孕,按照藏地的转世文化信仰,她成了公公转世的重要一环,她的命运和这只栓牢的母羊一样,中断孕育则要受到来自宗教和家庭的惩罚。
卓嘎的困境令人想起伊朗著名的电影《一次别离》,同样是现实和宗教的冲突,女主也同样陷入两难困境,但万玛才旦没有像阿斯哈·法哈蒂那样,对这个困境做更深层次铺展和剖析。对于因为决定流产被达杰打了一耳光,在手术床上被阻止的卓嘎,最后到底有没有留下胎儿,他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让不堪承受生命转世和亲人情感羁绊之重的卓嘎,转身随妹妹阿尼去了寺院,留给丈夫和孩子一个悲伤的背影,那条一直围在她脖子上,有时包在她头上的淡蓝色围巾,如一抹眼泪消散在她离家的路上。万玛才旦说,卓嘎的困境也是他的困境,他没法替卓嘎做出选择。
确实,万玛才旦作为藏地导演,他的价值观和美学体系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内在审美,他影片中塑造的如达杰、卓嘎这样的人物,在现代文明和宗教信仰的碰撞交汇中是个极大的矛盾体,有接受现代文明的一面,也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印记。这其实也是万玛才旦个人的迷思。对现代文明的认同和对哺育他成长的民族文化信仰的浓厚情感,使他的作品产生了裂缝,在这裂缝中我们窥视到了他轻微的摇晃,一如《气球》中使用的手持摄影机拍出的摇晃画面,还有电影中语焉不详的魔幻梦境。比如爷爷讲到大孙子江洋是奶奶转世后,影片出现了一场魔幻梦境,两个幼小的孙子剥离下哥哥江洋背上硕大的转世印记的黑痣,光着身子在蒸腾的沙漠上奔跑,令人心生不安恍惚。如果这个梦境显得意味含混暧昧,那么在爷爷突然离世后,江洋的梦则将万玛才旦内心对转世信仰的敬畏揭示无遗:在江洋“爷爷、爷爷”的声声呼唤中,满天绚丽的彩霞漫卷在蓝色的湖水中,爷爷乘着小船穿越云海的倒影赫然出现,笔直地向着彼岸度去,不知是告别还是轮回。这个画面庄严神圣,不容悲伤,只有震撼。
创作者在作品中的摇晃,让语义显得没有那么的明晰和直白,给观者留下许多解读的空间,也许恰恰是作品的魅力所在。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人生本来也说不清道不明,这其实也正是生命值得一再探索的题中之义吧。
影片的最后达杰终于从镇上买来两只艳丽的红气球。两个儿子一人一只欢呼雀跃地在沙漠中奔跑,一只瞬间爆炸,一如残缺的人生,而另一只则飞上了天空。片中所有的人都抬头仰望。气球带着迷思,带着希冀,如无法割舍的欲望,也如无奈的叹息,在苍茫的清空中渐渐远去。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