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大量矛盾都可以放在城市化的框架内审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变革等等。总之在这样一个五千年文明转折的重大时刻，我们可以几乎无限地发现社会的阵痛。

必须知道，任何社会的转型都会有一个非常漫长的痛苦过程，所谓痛苦过程就是诞生出的种种问题反复摧残民众和社会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样的社会历史过程是一个发生着根本变革的社会所无法避免的。

在通常的文艺创作中，我们非常喜欢如此揭露现实的疮疤，把社会变革过程之中的痛苦当作一次次的卖惨和悲剧式审美，而多不能从大的角度去反映过程的本质。

我并非在替另一种文艺和电影辩护，也无需去辩护。痛苦就是痛苦，罪恶就是罪恶。但是历史过程除了“人民的名义”，还有“历史的名义”和“明天的名义”。

“历史的名义”就是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审视一段悲剧和喜剧，而非仅仅以这段悲剧或者喜剧本身的过程来认识它们的性质。我以为这样的现实与历史观才是对于当前复杂的社会万象的一种正解。

正是本着这种认识我发现了一部非常优秀的纪录长片——《城市梦》。导演陈为军曾经拍摄过同样是纪录影片的《生门》，那是一部彻底的现实主义电影。而《城市梦》则较于《生门》更加深刻，其原因就是《城市梦》超越了一般所说的现实主义。

现在《城市梦》就要公映了。纪录片一般不为市场重视，市场所注重的纪录片是那种惊世骇俗的题材和故事的写实。《城市梦》的激流潜藏于现实惊世骇俗的表层底下，它的主题非常宏大，但又非常深刻。正好与我上面对于文艺与时代和历史关系的分析不谋而合。

影片的大意是在九省通衢的大武汉洪山区有着一个非常顽固的街边摊贩“钉子户”王天成，他的弱势群体属性十分明显，来自贫困的河南农村，妻子患癌症，儿子是残疾，孙女在武汉城里艰难上学。

他用倔强的性格、长年的“坚守”，保护着一家老小，尽管他自己也已经是六十多岁。为了拔掉这个阻碍环境整治的钉子户，洪山区城管软硬兼施，正面的教育讲理和侧面的侦查、取证，以致坚决地动用法律手段全都使尽了，如此拉锯战一整年多。

结局大家自己去看。和一般的角度不同的是，影片把剧情全部放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当中，没有简单浅显地讲述弱势和强势的纠缠，同样因此不去廉价地兜售“人道主义”、“普世价值”。

陈为军的思想水平在这部《城市梦》中表现得“杠杠”的，它带着人们去思考，不仅仅是替城管人员设身处地地思考，而且是为中国的城市治理而思考。这个角度在观影当中的油然而生，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逾加变得成熟。

城市化在中国这四十年的历史进程当中应该是重中之重。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巨变，中国早已从一个深度农业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全面城市化的国家，即中国社会的城市人口早已超过农村人口，而人口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的变化，社会的巨变带来了文明的巨变。

不承认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文明随之而来的巨变，就是不认识中国的当代史。而从一个五千年的农业国成长为一个初生的城市国家，社会的治理作为文明巨变的首要成果，怎么能不带来无数社会问题和人的社交关系以及自我认证的根本性课题？

这些文明的课题——早已不是解决多少个违规的问题——的核心都会围绕着更多的“问题个人”如何成为社会中得到“合法认证”的人而展开。影片有一个深层次的社会学研究，更有一个深层次的文明蜕变的研究。

在传统文明中，譬如宗法农村关系中，个人是受到“集体”，其实是宗法制度庇护的，但是也被代表和被控制的。

今天，在中国已经让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0%的社会城市化运动中，这个“集体”的制度已经消解，包括人身依附关系的经济基础已不存在，依附关系的制度（包括乡规民约）已不存在，相应的它所属于的意识形态也已逐渐不存在。

在这样一种过渡性的历史现实中，无数的转型过来的中国人都在经历一种旧的身份在失去、新的身份在建立的非常模糊的状态当中。

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城市人还仍旧是农村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和文化归属，中国传统的稳定性的消失所招致的社会不稳定性，就会遽然放大。

譬如《城市梦》中的王天成一家，在洪山区作为没有户籍的摊贩（钉子户），他们不可能再回到旧日的农村家中。而武汉作为城市接纳了他们，使他们成为了摊贩，但却在城市的社会文明序列当中无法澄清他们的自我认证，他们能够有怎样的生存权，应该有怎样的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他们怎么才可以融入城市的社会，而获得价值的保障——

他们的名字就叫“摊贩”吗？

这个恐怕才是他们的“城市梦”所在。中国当代的文明进步史，便是无数王天成一家这样的人的城市化史。

每一个人看待这个问题都会有自己各自的角度，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不会赞成将王天成们赶回农村。而需要无比深层次地思考的是，如何把他们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具体地说就是如何把他们变成如同我们一样的北京人、武汉人、上海人、广州人……这才是今天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摆在中国社会面前最最重要的课题。

让这个中国得到一次历史的机遇已经很难，抓住这个机遇塑造出成千上万的中国新城市人、新公民，才是更加难的。中国社会正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带领十四亿人口去艰难回答这个课题，因此它是必须做到的。

影片中的所有人都在面对着这个课题，他们各自交着自己的答卷。首先当然是王天成一家在渴望融入这个城市，希望自己成为城市人，最核心的标志是王天成要他的孙女必须在城里的学校念完书，嫁一个好人家。这种立誓要成为城市人的途径自然是很传统而保守的。

王天成妻子的态度是希望和城管有一个和谐，通过服管而被“招安”成为城市人。王天成的儿子首先是和父亲一样捍卫生存的保障，即必须有一个能够挣到钱的摊位，为此他也起来抗争，但他比父亲更愿意配合城管的教育，也有接受教育的文化基础，所以最后主动代表全家人起草“检讨书”。

城管方面有三种认识，一种依照城市管理条例整治之，叫作得理不让人，不惜调动一切文武手段；二是怀柔，既晓之以情也动之以理，最后通过以情感人让王天成一家“缴械投降”；三是洪山区城管当中最高的领导的意识，不是要你们感动他，而是要让他懂得服从城市治理，从中成为新武汉人。

应该说这数种认知都是最终推动王天成一家事情解决的途径，说明中国脱胎换骨的历史进程，在国家的引导下，能够最大可能地按照文明的方式演进。这个过程就是王天成一家，也是武汉城管部门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共同建立起了治理系统的文明课题的跨越。

必须跨越的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不仅仅有“城市梦”一个问题，还有无数崭新而尖锐的复杂的课题需要着手面对。这个“解决”不是“处理”——不是处理王天成们，而是回答新的城市化中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回答新的中国公民们和新的城市治理制度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