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和人生,都是以余味定输赢”,小津安二郎话中的本意,是对东方的艺术美学和人生哲学的推崇,在此借用来形容电影《坏教育》的观后感,是因为通过导演科瑞·芬莱的叙事讲述,影片的原型事件——震惊美国社会的罗斯林学区贪污案——不仅银幕再现,学区督导弗兰克·塔松毁誉参半的双面人生更引人思考,颇有“余味”绵延。
教育题材影片向来“小众”却不乏佳作,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死亡诗社》、《放牛班的春天》、《蒙娜丽莎的微笑》、《心灵捕手》、《三傻大闹宝莱坞》、《老师好》等一批影片大放异彩,它们站在“启蒙者”的立场,通过一个又一个新旧教育理念冲突、对抗的故事,富于感染力的讲述了“什么才是好的教育”。《坏教育》的路数不同,它没有那种必胜的信念和昂扬的斗志,在对这桩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学区贪污案的重述中,科瑞·芬莱描绘了一个从学校视角折射的现实社会,讨论着“教育为什么会坏掉”。
“坏”在影片中是弗兰克·塔松从风度翩翩、备受爱戴的教育专家,到判罪入狱、身败名裂的贪污案犯的变化。这不只是个人社会身份的跌落,也是一个“教育偶像”的坍塌,在《坏教育》插入的新闻采访中,民众表示,因此对美国社会的教育制度失去了信心。弗兰克·塔松案件并不复杂,影片也并未聚焦在案件本身,而是在看似琐碎的社会角色与个人角色日常行为的积累中,去捕捉这个复杂、立体的人物“坏掉”的动因。
短短十年时间,弗兰克·塔松领导罗斯林中学,从寂寂无名发展到全美排位第4的公立学校,个人的才华与能力毋庸置疑。学校周围的房价因此暴涨,地产商和学校的董事获利丰厚,而他本人只能拿着普通教师的薪酬。创造的财富与个人收入之间的脱节,让弗兰克·塔松心理失衡,认为贪污公款理所应当。
州政府的审计官员从未到校检查账目,校董会的财务对账员形同虚设,为弗兰克·塔松的犯罪打开了方便之门,也撑大了他的胃口。金额数百万美元的贪污案,起因只是快餐店一次20美元的信用卡误刷,无人问责的不劳而获,这种诱惑普通人难以抗拒。担任校刊记者的中学生芮秋,为报道学校新建的“天空步道”工程,仅靠查阅公开账目就发现了贪腐的证据,对美国社会监督管理机制的失灵与缺席,是莫大的讽刺。
需要指出的是,制度的失灵与缺席,其根源在于逐利的社会风气。副手潘葛拉肯因为自己的嚣张愚蠢“东窗事发”,弗兰克·塔松以丑闻会影响学校预算金额为由,要挟校董会不得公开和报警。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塑造人的心灵,在一个利益高于正义的社会环境中,它的可能性当然需要质疑。正如校刊的主编警告芮秋的,编校刊只是为了大学录取时一份好看的履历,换句话说教育的结果,逃不出“精致的个人主义”。
就在开除潘葛拉肯的那段镜头中,风光无限的弗兰克·塔松暴露了他的虚弱和可怜,在校董会成员的威压之下,他用恶毒的言辞宣布了副手的恶行和处罚的决定。失态而近乎狰狞的神情暗示着,弗兰克·塔松批判的其实是自己,是身为教育专家,要带领罗斯林中学冲刺全美第一的弗兰克·塔松,批判在贪欲和资本的裹挟中无力自拔的自己。
唯利的社会和唯竞争的排名,让弗兰克·塔松只能不断的“加速”,并最终失控。两段镜头让人印象深刻。罪行败露的弗兰克·塔松终于脱下了西装,逃到了与包养的小伴侣共筑的爱巢,在酒吧两人共舞,永远高雅得体,甚至在威胁芮秋时也不失风度的弗兰克·塔松第一次露出了笨拙与生硬,这个在“爱情”里脱掉伪装的男人,那一刻有着让人心酸的可爱。
已经一身囚服的弗兰克·塔松在监狱放风时,从电视里看到了“高考”录取的新闻,他开始疾步快走,是要逃避不堪的过去还是要继续梦幻里的“加速”?影片的结尾是一段想象的镜头,弗兰克·塔松带领罗斯林中学夺得了全美排名第一,在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中,镜头转到了他的特写。我们细看那张哭笑难辨,扭曲变形的面孔,这是弗兰克·塔松梦寐以求的时刻,也是他不希望看到的教育。
从当初胸怀大志的英文老师,到屡创奇迹的学区监督,到最后的阶下囚,科瑞·芬莱在影片中塑造了可怜、可恨、可爱又可敬的弗兰克·塔松,他成了这个教育制度中的成功者,也被其所毁灭。
儒家曾有宏愿,“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教育通过对以往经验的习得而孕育出对未来的愿景,堪称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工程。教育出什么样的人,就会造就什么样的社会,教育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对未来社会的“气象预报”。从这个意义上,《坏教育》描绘了一幅并不乐观的现实图景。
教育为什么会坏掉?弗兰克·塔松的故事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身为90后的科瑞·芬莱延续了前作《良种动物》的杂糅风格,《坏教育》兼有教育片的外壳、政治惊悚片的节奏和犯罪片的内核,他用细致的心理刻画和弱处理的戏剧冲突,诱导观众去思考影像背后深层的暗流,探讨“坏教育”背后的社会原因。
罗斯林高中远在纽约长岛,但发生在罗斯林的故事中国观众并不陌生,从价格飞升的“学区房价”、瞄准升学率的竞争排位到望子成龙的父母心态,无不似曾相识,同此凉热。应该可以预期的是,科瑞·芬莱在《坏教育》中提出的问题,也能在我们的当下引发众多的回应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