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席卷全球，每个人的生活因此改变。这样的情景，仿佛传染病电影中的灾难重现，而电影中病毒肆虐下的众生万象，也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反思。

近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现身“人文清华云讲坛”，以网络直播形式，带领观众回顾十部传染病灾难电影，分析传染病灾难电影中的预见与反思以及传染病对现实生活的改变，并发出警示：“灾难面前，人类不是上帝，必须敬畏生命，敬畏自然”。

谈及中国灾难电影发展，尹鸿预测，疫情也许会推动国产灾难片出现新突破。对于华语电影的未来，尹鸿态度乐观：“只要我们关注现实，更深刻地表现人性，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中国电影仍然会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 观众喜欢灾难片

从《2012》、《后天》到《我是传奇》、《传染病》、《釜山行》，灾难电影长期在大银幕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不仅成为了重要的类型电影，也成为了观众热衷观看的电影类型之一。

灾难电影分为自然、战争、太空、后人类、科技以及传染病共六大类型。无论哪种类型，这些电影普遍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不可抗拒的巨大的破坏力量、巨大的破坏性导致巨大的伤害、表现出人类为战胜灾难而付出的牺牲和努力。

许多观众不禁要问，为什么灾难给人类带来了这么大的损失，大家还是热衷于此呢？尹鸿分析，原因在于人们看灾难片，恰恰是想超越对灾难的恐惧。

如卢梭所言，“人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在每个前进的步伐中、在每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面临许多磨难。在尹鸿看来，人无论是在面对大自然还是人类自己时，都有许许多多无法战胜的困境，不管这困境是来自自然界还是社会、军事、战争，人类的伟大之处，就是不管面临什么困难，都有一种精神去面对它。电影给人们提供了面对灾难时，人类如何应对挑战、如何战胜挑战，最后证明人类伟大的机会。

《传染病》

◎ 在聚光灯下，把人性“放大”

不久前，《釜山行2：半岛》首曝预告，宣布将于今年8月12日在韩国上映，引发影迷期待。4年前，《釜山行》在韩国上映时，这部传染病题材的灾难片曾以超过1156万人次成为当年韩国票房冠军影片。

《釜山行》讲述了开往釜山的列车上，溜进了一名携带病毒的少女，她咬了乘务员，拉开了传染的大幕，越来越多的乘客变成了丧尸。为了逃命，人们向更后面的车厢跑去……

影片的故事与视觉特效的配合激起了观众心底的恐惧，然而，在评论者看来，《釜山行》的成功并不止于故事和视效营造出的极度恐慌感，更在于影片揭示出了“比丧尸更可怕的是人性，比人性更可怕的是人心”的人性阴暗面。

不仅《釜山行》，《传染病》暴露出的人性弱点、《末日病毒》中阐释的人性黑暗与光明、《生化危机》里勇敢的女性、《我是传奇》中幸存者的孤独感、《流感》中人定胜天的决心……对人性的讨论似乎是传染病电影永远的核心。

尹鸿分析说，疾病和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宿命，传染病电影会通过这一题材，把人性放在聚光灯下放大以后呈现出来，其中有善恶、勇敢、懦弱、自私、牺牲等，这些影片，既表现了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更表现出在传染病的伤害面前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的伟大，而这也是传染病电影为什么能够作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题材频繁出现的原因。

◎ 反思人类的贪欲与争斗

传染病来自哪里？几乎是传染病电影都会探讨的共同话题。

电影中，大多是根据一些科学发现以及对人类生活的认知，再加上一些想象去表述传染病的来源。

有的影片中，传染病来自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如美国电影《传染病》里，一辆伐木车推倒了树林，蝙蝠失去了栖息之所，进入人类生活圈，蝙蝠通过香蕉把病毒传染给了猪，猪又将病毒传染给了人类，这一传播链条与17年前SARS的传播链有着惊人的相似；有的电影则将传染病的源头锁定在国家间、企业间利益的需要所制造的生物细菌，细菌泄露导致病毒在人群间扩散传播，如韩国电影《釜山行》，造成全车人变成丧尸的病毒，就是源于生物病毒的外泄；此外，还有一些影片中，传染病的源头是外太空，如美国电影《致命拜访》。

尹鸿认为，无论电影中的传染病来自何处，电影在表现病毒源头时，大多都会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病毒来源与人之间的关联。尹鸿说，大多传染病电影表现的病毒源头都与人的贪欲、争斗有关，电影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反思，“无论传染病是来自外太空、自然与生态、战争科技，还是来自生物科技，都跟人的贪欲、争斗有关系。所以在这些电影中，在传染病来源的表述上都一定程度地对人类的发展进行了反思。”

◎ 病毒和人性的恶一样，会蔓延

影厅里，在病毒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灾难和伤害面前，人们变得渺小无助，恐惧感在影厅里蔓延，观众往往屏住呼吸，仿佛已被卷入危机当中……

银幕上运用大量篇幅表现传染病带给人类的灾难，是传染病电影的另一共性。尹鸿认为，不同于其他灾难电影，传染病电影中的灾难往往具有三个特点：巨大性、公共性和全球性。

其中，传染病全球性的灾难特点，在当下新冠疫情的传播中，与电影中的情节如出一辙。电影《传染病》里的病毒，能够穿越国界，以“无孔不入”的蔓延态势，进入亚洲、美洲、欧洲，而现实中，新冠病毒已波及200多个国家。尽管人类采取了隔离、封闭等措施，但无论在电影还是现实中，人们还是无法阻挡病毒的全球传播。

病毒的蔓延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传染病电影中表现的巨大灾难，有时是一个城市的荒芜，有时是全球的恐慌。“在这些电影中，人会变成僵尸，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等等，这种巨大性在电影的视觉上给我们带来巨大震撼。”尹鸿说。

《极度恐慌》

《我是传奇》里的纽约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忙碌，华尔街、第五大道、百老汇、中央车站等地标性建筑满目荒凉、杂草丛生。整个城市被传染病夺去了正常的生活，白天的纽约几乎是个死城，夜晚感染病毒变成丧尸的人们出来觅食，靠喝血生存。传染病带来的巨大灾难展现在观众面前。

更令人恐惧的是，“在传染病面前，没有等级之分，”尹鸿说，“人人都可能会受到伤害。”

现实中，无论是著名演员还是著名球星，无论是首相还是家产数亿的商人，他们的身份都不能成为阻挡传染病的保护伞，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新冠肺炎的感染者。电影中，这一幕也在以相似的方式上演着。

《卡桑德拉大桥》中，感染细菌的恐怖分子跳上了一列火车，火车上承载着各个不同社会等级的人群，成为了一个公共空间的象征。列车上所有人的命运，因为这个病毒携带者的闯入，发生了巨大改变，每一个人都可能被病毒感染。观众由此看到了传染病对公共空间带来的伤害。

此外，尹鸿认为，电影在表现传染病的时候还会不约而同产生一种社会寓言，如影片都重视传染病的腐蚀性。

在《我是传奇》中，被感染的人们必须要在晚上出来寻找新的生命，他们用活人的鲜血去维持自己丧尸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社会隐喻的功能，病毒和人性的恶一样会蔓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贪欲的象征。”尹鸿说，“所以，我们会在传染病这种病理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找到一种象征性的结合，这也是这些电影为什么在表现人得了传染病之后不是让他们默默死去，而是让他们产生巨大的对他人的伤害。”

尹鸿表示，这种社会隐喻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在传染病的影响面前，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可能就会相互攻击、相互不信任。

“电影用隐喻的方式批判传染病带给人性的变异，这种腐蚀性实际上不仅腐蚀人的身体，而且腐蚀人性。所以在这种时候每个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反省，在传染病面前、在灾难面前我们的人性会不会受到伤害、会不会变异，我们是变更善了还是更恶了。”尹鸿说。

◎ “平民英雄”挺身而出

除了灾难，观众更希望在传染病电影中，看到人类对抗困境的戏码。人类如何面对灾难，也是传染病电影侧重表现的又一焦点内容。

尹鸿表示，传染病电影一般会出现两种人，一是预警人，一是牺牲者，牺牲者中又包括早死的自私者和挺身而出的殉道者。

这几种人几乎是每一部传染病电影中必备的角色设定，而每一种人都与现实生活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卡桑德拉大桥》

所谓预警人，就是最早发现传染病对人们带来伤害的人。电影中，预警人有时是孩子，如《卡桑德拉大桥》里，最早发现异样的是小孩；有时是记者，比如在《传染病》里，就是一位记者发现的；更多时候，扮演预警人角色的是医生、科学家，他们用专业知识最早发现了问题。

尹鸿发现，在电影中，这些预警人普遍面临着相同的问题，“由于社会巨大的惯性，因为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人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又或者不敢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于是导致灾难泛滥。”

除了社会惯性，还有利益机构出于政治目的或商业利益对真相进行掩盖隐瞒，阻挠真相的公布。“但是越是在这种时候，人们越会发现，真实才是真正能够让人类得以自救的方法和途径。”尹鸿说。

如《卡桑德拉大桥》，影片拍摄于冷战时期的1976年，由英国、意大利、西德三个北约国家联合摄制，在这个虚构的故事中，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所发明的病毒，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为了维护军方利益，不让病毒暴露，国际警局宁愿让这一列车的人在卡桑德拉大桥全部坠毁，以消除事情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艺术作品有时候会站在更个性、更人道的立场去反思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艺术跟政治、商业最大的区别是，它关心每个生命的价值。”尹鸿说，“我们从政治立场、商业立场和艺术立场看待传染病问题，恰恰是这个社会多样性的体现，让我们更好地去平衡个体跟整体、局部跟大局之间的关系。”

新冠疫情下，许多挺身而出的平民英雄让我们感动。在电影中，这种英雄殉道者，同样也是人类应对传染病挑战的重要动力。

在尹鸿看来，传染病电影大多是把殉道者放在个人境遇和选择中去表现，“他们不是生来就想当英雄，很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亲人、伴侣，选择了挺身而出。”

如《传染病》中的女医生，由于时间紧迫，她冒着巨大风险在自己身上进行疫苗的人体实验。片中，她被塑造为英雄人物，同时电影也给了她一个非常个人的目的——他的父亲也被病毒感染了。因此，她不仅是在救人类，也是在救父亲，这让她的英雄行为变得个体化，变得同个人的经历和个人的选择有关。

《我是传奇》中，同样塑造了一个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威尔·史密斯饰演的上校。电影中，他的妻子、女儿在灾难中死亡，因此他有非常强的要帮助更多人得到拯救的个人动力。

《卡桑德拉大桥》的医生张伯伦也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拯救了列车上所有的人。原因是他的爱人在列车上，最早发现异样情况的孩子也在车上。

对于传染病电影中的英雄形象，尹鸿评价说，“他们感兴趣的是做一个普通的人，但这个人能够用人的尊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所以这些电影也是关于英雄的电影。”

除了英雄，传染病电影对另一类型的牺牲者——自私者的表现同样具有反思意义。那些自私自利，只顾及个人安全，不顾别人安危的人，在电影中往往都会成为最早的死者。究其原因，尹鸿说，虽然这些人未必是作恶的人，但是在伦理选择上，当人类面临灾难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往往会被艺术选择优先消除。

此外，传染病电影中还会出现一些伦理上生命优先的价值体系，如女性和孩子拥有生命的优先权，观众在看影片时，也倾向于相信，电影中的孩子不会死，因为他们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希望。

（下转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