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北京市发布了《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北京市电影行业复工防疫指引（1.0版）》（以下简称《指引》）。据《指引》显示，电影放映单位或院线在复工前应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疫情应急预案，向属地区主管部门提交复工复映申请，各区主管部门对符合复工复映条件的放映单位给予同意复工复映批复，并报市电影局备案。但目前多家影院负责人表示并没有营业计划，同时，包括春节档影片在内的多部延期影片也并没有新的发行通知。可以想见，在彻底解除疫情警报之前，未来还会有一段时间难以实现观众们“大摇大摆走进影院看电影”的心愿。为此，我们特别请到多位电影人为大家分享“宅家片单”，希望能够弥补一些观影遗憾。

自影院歇业的40多天来，电影人恪守着疫情期间影院不营业、剧组不开机、个人不出门，宅家看书、看片、看剧本成为了每天的日常。他们放眼电影艺术最前沿，关注全球范围内最具艺术创新力、最有故事表达力的电影，结合个人艺术诣趣，贡献出了自己宅家期间的观影私藏，各自推荐1-3部影片，以飨读者。同时，大家也从各自的创作经验出发，交流中国电影类型化、工业化创作的经验与思考。

 冉平：《无名之辈》、《乔乔的异想世界》

            电影故事要与工业化水准相匹配

著名编剧冉平向大家推荐了两部电影，分别是《无名之辈》和《乔乔的异想世界》。

冉平将《无名之辈》称为“我最喜欢的国产影片”，而对于《乔乔的异想世界》冉平则连说三个“太好了”，感慨“这么多年都在期待一部这样的电影”。同时，他也谈到自己非常喜欢美剧和韩国电影，近期横扫戛纳和奥斯卡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和美剧《绝命毒师》也都是他的心头好。

 ▶ 《无名之辈》

《无名之辈》是国产电影里我最喜欢的一部，我觉得影片处理人物情感和日常生活的手法和对人物的塑造，都非常好，尤其是影片的人物，非常令人难忘。我对青年导演特别关注，也特别希望能与青年创作者合作。

▶ 《乔乔的异想世界》

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就一直不停地在琢磨，我作为编剧非常喜欢这样的电影，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电影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二战背景下，这样巨大的时代变动之中，《乔乔的异想世界》不贩卖痛苦、不是要博得同情，而是选择了一个非常独到的方式去切入故事，并且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好，讲得轻松有趣，这特别不容易，更难得的是剧作的每一步都编得非常精巧、动人，都在意料之外，我相当敬佩这部电影的剧作。我个人认为这部电影比《美丽人生》还要好。

作为作家、编剧，冉平多年来创作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历史题材作品如《武则天》、《水浒传》，还是神话魔幻类电影《画皮2》、《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封神三部曲》等，人物永远是冉平剧本中最动人的存在。“原来我们只考虑类型，但其实类型就是套路。电影最终还是会回归人物、人物关系和人物情感。”

面对行业内“类型化”、“工业化”的讨论，冉平非常冷静地恪守自己的编剧准则，写好故事、塑造好人物，为类型化和工业化提供相匹配的内容支撑。

所有的故事最终都要附着在人物身上，对于如何塑造出动人的人物，冉平的经验是，“在大的历史事件背景下表现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对于我们当下正在面对的疫情，冉平也从电影创作者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思考和期待，“可以在疫情背景下塑造一个人日常生活发生的新变化，甚至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呈现中有一些现实与超现实的结合。”

冉平的编剧新作《封神三部曲》无疑是未来几年内国产影片工业化的重要代表，在这样的电影创作过程中，冉平作为编剧最大的体会是“故事质量要与整个电影的体量相匹配”。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短板可以通过学习、通过邀请国外技术团队等多种方式最终解决，但是如果故事不能与影片工业化的规模相匹配，“那最终一定会失利”。高工业化水准的影片应该对故事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它的主题思想、情感力量、家国情怀，在这些层面上能否与影片的大制作相匹配，这才是对一个故事创作者最大的考验”，冉平说。

在电影工业化进程中，并非每一个故事都能与它的工业体量相匹配，产业化以来不乏投资不菲，但故事、人物却不能令观众满足，最终草草收场的影片。实现电影工业化需要一部部影片的积累，也需要接受很多次失败。面对这种情况，冉平并不悲观，“我们要接受这个过程，让市场进行筛选，只有我们把盘子做大，让更多创作者参与其中，真正做到百花齐放，让‘分母’先变大，未来才可能会产出更多精品”。

 董润年：《1917》、《三块广告牌》、《火星救援》

                建构电影工业化需要更多商业大片和工业大片

董润年导演从导演、剧作和观赏性三个角度出发，为大家推荐了三部影片，分别是《1917》、《三块广告牌》和《火星救援》。

▶ 《1917》

推荐《1917》一方面是因为会被国内引进，很值得大家在大银幕上观赏。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部影片本身是非常当代的一部电影，对电影从业者应该会有一些启发。它在讲故事的方式上，对故事、人物和空间环境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在视听语言的运用上，我都认为是很当代、很有创新性的。它代表的是从《敦刻尔克》起作者电影与主流商业叙事的融合。它呈现了当下电影对时空展现的新趋势，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将来很可能会被应用到更多的纯商业大片里。我很希望专业的电影人都能够看这部电影，而且希望能与大家共同讨论影片艺术手法的特点和得失。

▶ 《三块广告牌》

这部影片是我作为一个编剧出身的导演，特别推崇的一部电影。我认为这部电影从剧作上看是完美的，人物关系简单而有力，叙事极其精确，而且观赏性也很强。强烈推荐给编剧朋友和喜欢研究剧作的朋友们，这绝对是值得反复观看的一部电影。

▶ 《火星救援》

我个人非常喜欢雷德利·斯科特导演、马特·达蒙主演的这部《火星救援》，基本上每过三四个月，我就会拿来重看一遍。它给我提供了一些很乐观的情绪。尤其是在当前的疫情期间，我又拿出来看了一遍，获得了很大的鼓舞。影片男主角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被留在了火星），不放弃自己，踏实而乐观地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现实生存问题，最终实现自救。而且片中不同国别的人们，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去抗争、去努力，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在当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这三部影片我推荐的角度不一样，有的是从导演创作角度，有的更多是从剧作和观赏性的角度，总得来说，我认为这三部影片从创作上都非常好、都很值得学习，同时又都很有观赏性，基本上能做到普通观众喜欢，专业观众也会喜欢。

作为创作者，董润年的创作范围广泛，既有《老炮儿》这样的现实题材力作，也有《被光抓走的人》这样以科幻外壳对当代人进行内心情感探索的作品。同时，恰如大多数导演都首先是“重度迷影患者”一样，董润年也是十足的影迷。

多年前，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ET》、《侏罗纪公园》等一系列充满想象力同时又兼具娱乐性的影片，开启了董润年对电影的向往，“斯皮尔伯格是最早促使我意识到自己对拍电影这件事感兴趣的导演”。或许也正是因为斯皮尔伯格影片的启蒙，科幻的种子早早地在董润年心中扎根。

在2019年12月上映的导演处女作《被光抓走的人》中，董润年初试科幻，但这种程度的尝试对他而言显然还不够“过瘾”。采访中，董润年直言自己未来会在科幻类影片上进行新的尝试，“但不是下一个项目，还需要很多准备”，他强调。

众所周知，科幻类影片背后需要强大的工业体系支撑，而我们与真正的“工业体系”之间仍有一定差距。董润年在自己与好莱坞制片公司合作的经历中发现，从创作、制作中的单个环节来看，我们的很多个体已经达到了有能力与好莱坞比肩的水准，真正产生差距的是“我们对于工业化体系还缺少整体化的思维和管理经验”。而说到底，这种整体化的思维需要依靠实践进行经验积累和总结，最终才能够实现。

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至今才走了不到20年，面对已经经历百年风雨的好莱坞，在“流程”和“体系”上存在较大差距可以理解，而且这种差距正在被一部部影片、一位位导演不断缩小。“实现工业化可能真的需要创作者一部部拍摄高工业水准的影片，现在已经多起来了，但是显然还不够，我认为市场上的商业大片、工业大片还可以更多。未来当所有创作者都拍过高工业水准的电影之后，得出一个整体性的、成体系的工业化框架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了。”董润年说。

事实上，大多数导演都对高工业化影片抱有极大的好奇心，“大多数导演都想亲自试试看工业化到底会对电影的叙事产生什么改变，尤其是在有能力开始尝试工业化的时候，大家都会在自己能力极限内做工业化的探索。”这种来自创作者的驱动力，无疑对整个行业的工业水准有着最直接的拉升作用。通过一部部高工业影片倒逼行业升级、完善体系建构，或许将成为我们完成工业化体系建构的有效方式。

 路阳：《乔乔的异想世界》、《基督圣体》

           工业化是全新的生产流程，需要多部创作积累实现

路阳导演向大家推荐的两部影片是《乔乔的异想世界》和《基督圣体》。

▶ 《乔乔的异想世界》

受疫情影响，这部原本应该在2月上映的影片也延迟上映了。这部电影比较特别，它用孩子的视角去讲述二战背景下的故事，既是在探讨历史和人的关系，也在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

▶ 《基督圣体》

这是去年的一部波兰电影，片中男演员的表现非常亮眼，从表演的角度非常值得推荐。

以《盲人电影院》初露峥嵘，以“绣春刀”系列确立自己的导演风格，在新片《刺杀小说家》中开始了新的工业化尝试，一路走来，青年导演路阳的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备受关注。

在采访中，路阳回忆起自己对“导演”最初的向往——十七八岁的时候在一些商业片的熏陶之下，“突然开了窍”。在对自己、对社会、对世界有了一些思考之后，路阳开始尝试看了一些作者电影，“眼界一下子就开阔了，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从那个时候起，“导演”对于路阳来说，成为了一个值得尝试的职业，“做导演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跟观众交流”。

几部影片的积累之后，路阳在新作《刺杀小说家》中开始进行更多特效、更多CG制作的高工业化尝试。在这个过程中，路阳对电影工业化有了更多体察与思考，“工业化不是电影最终呈现出的实际效果，它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流程，与我们传统的手工作坊式完全不同的流程。创作者需要引入一些新的理念去支撑电影制作和创作。”路阳特意强调了“高工业水平”与“特效大片”之间的差距。恰如我们评价《寄生虫》是韩国高工业水准的代表，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部特效大片。

与许多创作者一样，路阳也认为国内电影行业经过多年的特效电影制作积累，在单独的技术层面与国际水准并不存在天差地别，但是他同时也强调“工业化的流程现在还非常不完善，真正能够用工业化方法去做电影的导演仍旧不多”，而想要真正实现突破与提升，只能靠创作者们一部接一部的尝试，“做多了，就会慢慢熟悉”。

用一部部高工业化水准的影片去倒逼全行业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几乎已经成为多数创作者的共识。只有这样，制作流程中各个环节的人才才可能被不断循环利用、最终留在电影行业内，成为工业流程的建构者。中国电影行业不缺乏技术和人才，缺乏的是一个有效的流程把这些有机组合起来。电影是一门儿手艺，需要长时间的磨练，“你得多练，练得多了，自然就能找到一套适合我们全行业的工作方法，如果没人做，那国产电影的工业化就永远无法建立。”路阳说。

不仅是路阳，许多青年导演都对高工业化影片跃跃欲试。但在现实制作的过程中，这类影片超高的试错成本也让不少创作者望而却步。“这样的电影，需要跨行业、跨领域地实现联通，其中难免会有一些新技术的研发与嫁接。就当前行业的状况来看，很少有项目愿意花很多钱完成这项工作。”路阳道出了电影工业化进程中的困境，他以自己正在进行后期制作的新片为例，进一步解释了这种跨领域的研发工作，“我们电影中某个部分需要一个机械，而且需要这个机械能够完成几个动作，那这一定会涉及到自动化、自动控制等多个不同的学科，需要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和设计师帮我们一起来做。”这些探索需要试错、可能会绕弯路，也必然带来更高的成本，但对于整个电影工业化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走向电影工业强国之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必须清除的障碍。可喜的是，纵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也仍有电影人前赴后继、上下求索的身影。

 于小航：《安娜》

                为电影从业者提供安全感

凡影合伙人于小航向大家推荐的是吕克·贝松的电影《安娜》。

▶ 《安娜》

这是2019年吕克贝松导演的一部动作影片，讲述了一个漂亮而神秘的女间谍安娜追求独立自由的故事。从小出身将门的她，因为父母被迫害而沦落街头，人生晦暗间被克格勃训练成才，成为了一名听命于人的冷血女杀手。但在一次刺杀过程中，被对方识破并策反为碟中谍，从一个漩涡陷入了另一个漩涡。这期间本有爱情可以让她安身立命，但为了自己可以重获自由，未来可以只听命于自己，她放弃了一切。

这个片子让我想起了那些我们身边那些“不一样”的特立独行的人。她可能是一位在其他行业事业有成，却毅然决定成为全职编剧的勇敢女性；他可能是一位心怀表演的梦想，放弃稳定的工作，做了“北漂”或“横漂”的青年演员；他也可能是一位扛着背包和摄像机，风餐露宿，足迹踏遍万水千山搜集风土人情的独立纪录片导演……

他们为了自己热爱的事情，付出了努力，接受了误解，就算得不到期望的成就，但仍然不忘初心，一步步向目标靠近。这些是一群很有想法的人，也是一群最有机会改变自我，甚至改变世界的人。

采访中，于小航表示，凡影作为电影行业企业服务公司，希望能给这些人提供足够的“安全感”，“让他们的创作无后顾之忧”。

在开发和推广凡影工具产品“Freelancer自由客”之际，凡影接触和访谈了大量影视文创行业的自由职业者们。他们有才华有梦想，更有行动力。“我们希望在他们追寻理想，改变世界时，在他们身后提供全方位类似医疗、保险、财税等全方面的保障性服务，免于这些日常的琐碎，把精力集中在他们热爱的创作上。”于小航说。

在“Freelancer自由客”平台上，凡影利用多年的行业积累和优势，把对影视从业者有价值的内容集结整理出来，助力有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的人快速成长，“希望能在他们逐梦的路上，助他们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