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银幕上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大多数观众想到的可能是《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我的父亲母亲》里的“我母亲”，或者《图雅的婚事》里的图雅。多年来，对于传统中国女性的银幕书写似乎进入了凝滞期。

但好在，这种局面，被一部名为《麦子的盖头》的电影打破。在这部电影中，我们重新发现了麦子这样有血有肉的传统中国女性的形象，甚至，更让人惊喜的是，我们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中国传统女性在剥落“母亲”、“妻子”等社会身份后，作为女人本身而具有的诱惑力和吸引力。

在电影《麦子的盖头》里，麦子是一个淳朴、忠贞、执拗的传统女性，却又有更多复杂、独特的个性。

麦子敢爱，她与丈夫马豆根在乌篷船上交换誓言、结为夫妻，一直怀有对爱情的忠贞，这种爱果敢而又绵长。哪怕丈夫外出打工长期不回，这种爱也仍然坚定不移。

麦子也敢恨，当她从于老板嘴里得知丈夫马豆根欠了赌债，把自己抵押给于老板之后，心中经历了不信-疑惑-确认-相信-恨的过程。她誓要找到马豆根问个清楚，她不明白马豆根为什么变了，她恨。

敢爱敢恨的麦子，执拗地等、执意地找。这一切，都对“债主”于老板产生了致命的诱惑。

于老板在小镇上有钱有势，还有一个脸蛋白净、身姿曼妙的相好蓝姐。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在于老板从容的掌控之中，连采石场出事都无法让这个男人慌乱，但是麦子一出现，这种平衡就迅速被打破，于老板的心乱了。

由此，麦子、于老板、蓝姐这组电影中非常有趣的人物关系开始浮上水面。于老板在麦子和蓝姐之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麦子，关于传统女性的性魅力第一次被银幕正式抒写。

整个电影最吸引人也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麦子和蓝姐这一对相对应的女性形象。在我们固有的观影经验中，妖娆妩媚的蓝姐作为银幕上“野花”的意向象征，往往具有着致命的诱惑力。而麦子这样长得土里土气、脾气“又臭又硬”的女人，原本应该是电影中不具备被观看属性的那一类女性，更谈不上所谓的诱惑力或是吸引力了。但《麦子的盖头》反其道行之。

“不解风情”的传统女性在爱情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完全战胜了妩媚柔情的蓝姐，获得于老板的求爱。从第一次见到麦子时的恣意观看，到逐渐动心、用情，麦子对婚姻的忠贞和执着对于老板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

在于老板的选择中，蓝姐落了下风。但在人物的塑造上，蓝姐释放出的强大生命力让人难忘。

蓝姐“从良”，将对家庭的渴望寄托在于老板身上，为于老板的生意忙活，以为终会等到幸福结局。当蓝姐亲眼看到于老板选择了麦子时，没有纠缠、没有哭闹，赏于老板一个耳光就算结清了情债，迅速关了饭馆儿，去广州与别人结婚。

看清楚生活已属不易，更难的是在看清真相之后迅速做出选择。蓝姐活得明白、清醒而勇敢，她做出了最快最好的选择。蓝姐现实，这份带着点儿真情的现实与清醒恰是蓝姐这个人物的根本魅力所在。

而麦子，与蓝姐恰好相反。她在生活的真相面前不愿掉头、不断追问，她要的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她要的是有人向她解释一句“为什么”。这种执拗便是麦子身上最强的吸引力。

我们大多数人，努努力，可以像蓝姐一样，面对残酷生活，壁虎断尾，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极少有人能做到像麦子这样，向生活宣战、与命运“死磕”，这种初心不改的执着与大勇成就了麦子身上独特难掩的光辉。这种光辉不同于当下都市爱情中的女性魅力，而只能从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想象中寻得一丝踪迹。

第一次，我们在大银幕上发现了忠贞的诱惑。麦子的吸引力来自她身上附着的男性关于传统女性的想象：贤淑、坚韧、忠贞。

忠贞与执着是比性感和聪明更高级的诱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电影中于老板最终会被麦子而非蓝姐强烈吸引。

电影也正是在这三人的关系之中，成就了颇具生命力和诱惑力的两个女性形象，以及一个充满复杂性的男性形象——于老板。

好奇是人类的天性。电影中，于老板掌控着揭开观众好奇心的金钥匙。两次布局，三次反转，每一次，故事和人物都被颠覆一层，观众也更靠近故事的核心。

这种一波三折的悬疑式结构就很有意思了，观众的好奇心被高高吊起，人物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被层层剥开。

在于老板讲述的第一个故事里，麦子的丈夫马豆根死了，于老板赔麦子5万元钱。

在于老板讲述的第二个故事里，马豆根欠下赌债，南下打工，把麦子抵押给于老板还债。

在于老板讲述的第三个故事里，马豆根没欠债也没死，他在采石场受工伤成了植物人，躺在医院。

于老板讲了三个故事，没有一个是真的，或者说每个故事都有真有假。观众必须在观影中一点点拼凑出完整的真相。这就很有趣了。

观众解谜的过程就是探索于老板与麦子情感线索的过程。当谜底被观众找到，于老板复杂而鲜活的形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在观众心中立住了。

这种手法巧妙地避开了枯燥的平铺直叙，在奇观与迷宫中满足观众的好奇，却又稍稍领先于观众的认知，让人在观影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乐趣。

正是这样，《麦子的盖头》比一般文艺剧情片更有节奏感也更具观赏性，在文艺的基础上具备了更多商业化的可能。

电影用一个个悬念，一层层拨开于老板的人性假面，最终，这个男人卸下了自私、丑恶、逐利的面目，以善良、笨拙的样子出现在麦子面前。他从最初由于逐利和自私而处处欺骗，到最后出于善意和保护而有所隐瞒，发心的变化给予这个人物圆满的弧光。

更妙的是，这样的叙事手法，在每个人物的性格和人性的复杂度上，都向更深处做出了探索。即使是马豆根这个全片基本只在开头出现的人物也塑造得更加丰满而复杂。

变成植物人的马豆根，没有台词、没有眼神、没有动作，但在这样的叙事手法下，他也拥有了非常丰富的人物前史和性格解读空间。这便是巧妙的电影叙事所带来的巨大魅力，给一个故事尽可能多的观看方式和解读乐趣。

在影片的结尾，麦子是否能够真的接纳于老板，电影没有给出答案。镜头摇向了贵州连绵的山、碧绿的湖、氤氲的雾……这一切无声的自然景象，静默地看着于老板游向麦子。

这个结尾，与整个电影给人的印象一样，给观众留下无穷的余味。

小津曾经说过，“电影和人生一样，都是以余味定输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麦子的盖头》已然胜过大多数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