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市场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票房导向正在改变，但是很多从业者并不愿意这样认为。其实2019年是产业管理体制出现重大调整的一年，这一事实已经不言而喻，大家只是喜欢说什么什么元年，就是不愿意看到这也是一个“元年”，是内容上的管理动真格的元年。

尽管理论界对此似乎尽可能地沉默，但是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管理在内容的价值观导向上率先行动，人们还不能很快看到它的意义，只会肤浅地说收紧了，就像《说唐》中的程咬金喊的“风紧！”——多年来票房导向引发的一系列现象，今天都到了逐步反正的时刻。

大约五六年前中国电影开始了自己的价值观转型，它的意义非常重要也非常重大。事实上这次价值观发生的转型不是从管理的立场上出现的，它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新时期所自然出现的转型。这一次价值观现象的电影的确风起云涌，让我们兴奋的是，社会和时代的进步终于回到了价值观正确的轨道——而文艺创作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标榜价值观的混乱和浮躁的——标志便是更多的关于价值观选择的电影突然出现在观众面前。

而这些价值观的正能量都无一不体现在人性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上。譬如《北京遇上西雅图》追求彷徨无措的小人物回归真情的故事，《左耳》中小镇青年在社会的转型中探索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的故事，《致青春》揭露了迷失于时代转型当中的梦碎而重新探索人生导向的故事，《小时代》里物质主义走不通而开始建树青春的价值定位的故事，《老炮儿》奏起了过往时代的挽歌却在呼唤新的时代，只不过这里的价值观重建是蕴含在复杂而不乏悲怆的人物身上，有的像咏叹调，有的像奏鸣曲，等等。

大家都知道重建价值观是这一代中国人的责任。因为时代已经走过物质主义阶段，走过到彼岸寻找物质主义的阶段，而没有基本人性的生活就是行尸走肉，人或为禽兽。今天中国人最大的痛苦已经不是物质生活的负担，而是精神生活的压力。价值观问题的思考从这个角度开始。

但是，时代的变化比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还要快，2018到2019 的巨变发生在外部，中国人来不及整理自身的价值观问题，国家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政治经济变化的风口浪尖。并且首先是政治。内部的争论和内部的变化一下子就被外部的矛盾夺去了风头，中国人的注意力都被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尤其与美国之间的博弈完全吸引去了。

电影关于人性重建的价值观塑造的努力，其焦点一下子虚了。站在全世界面前的国家形象重塑压倒了一切。它是当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表达，是伟大复兴的第一要义。金一南将军的每一场演讲都围绕着中国需要一次“胜利”而展开，只要中国胜利就是政治正确，其余都可以被忽略过去。

在这样的潮流之下，电影产业出现了今天的意识形态导向压倒一切恰好是题中之义。电影的周期性转型也已经不是别的——不论是以基本人性为前提的价值观还是建设社会的和人的信用价值的社会观，都不是——而是注重政治。没有政治意识的作品，甭管投资多少个亿，先不用问市场回报，首先考虑一下的是还能不能够放上市场。

感谢伟大的时代把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基本底色的国家塑造成了一个城市文明的新兴社会，这个新兴社会有着价值观的新诉求，有着信用与道德建设的需求与实践，有着一代新人对于自身以世界视野为地平线的价值认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天就是以这样的时代背景作为出发点的。这场伟大复兴不是仅仅以一个民族在对抗外在势力中赢得胜利为目标的，就看这个暑期那么多美国大片支撑着中国市场我们就知道这个时代是全球时代，中国在顺应着它，在联合全世界走共同发展的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峰会上的讲话所说的，以更好的合作谋求互利共赢，引导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要胸怀共同未来，立足共同利益，着眼长远发展，致力于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繁荣、各国人民安居乐业。

我们在两年前也许还没有如此迫切地感受到生活与全世界政治这样息息相关。今天我们在远远没有解决好自己的内部问题的时候，就已经要站到全世界的面前，而为了这一切国内的社会建设还远没有更加坚实地起步。

一方面是中国与国际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另一方面是我们还判断不了什么是当代的文化与价值观建设，国粹主义、民粹主义已经风起云涌。这是很可以清楚地思考的。世界把中国推到了今日之境地，我们本身其实在思想上没有准备好，所以文化政策、产业政策、市场与社会的互动等等，也都没有稳当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怎样的机会——是文明和社会价值观进步的机会，是社会的美好人性获得重建和提升的机会，是整个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在生命意识、人格维护、人际尊重、文明程度基础上的社会的机会，还是一个以政治的意识形态便代替一切价值观管理的低阶文明的社会。

电影是文化事业中最绚丽夺目的产业。电影是建基于市场和人接受与洗礼的基础上的。电影又是不能不受国家意识形态强烈影响的产业。同时，在这个转型社会的当中，电影的投资已经很大程度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而这样的投资自然就是以政治导向为导向，更会成为一时的潮流导向的。这便和世界与文明的发展趋势风马牛不相及了。

电影产业就是这样在它刚刚回归价值观重建的历史性时刻，这两年又被拉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坦克上去。有良知的电影人也会被这样的风潮拉扯上去，而缺乏良知的另一些电影人则会立即成为投机分子，为了政府的资金，遽然放弃时代与价值观思考。

这个周期的转折已经有着非常清楚的讯号。我们不怨天尤人，政治总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文章行至此时，G20会议又传来特朗普向中国表示不再加征关税和同意美国公司向华为供货的消息。这当然不是经济问题。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政治风云信息量之大总是超过国内社会生活的信息，社会与时代的文明递进在完成文化文明的变革时就这样又一次遭到了更为复杂的世界事务的干扰。

但是，对于从事文化工作、电影工作的人们来说，文化文明对于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影响才是更根本的，也更合符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整个世界而言，也一定是文化文明的进步为人类提供着更多的课题，它们不是政治家的博弈所能全然代替的，甚至首先不属于政治的范畴，而属于道德与文明的范畴。真正的电影人必须沉得下心来，不管国际政治风云如何变化，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性的“保值增值”，尤其是转型中的国家，尤其是当人性失去了道德规范的方向的时候。

当下电影的人性话题一定不会被时代的风云进程打断，事实上每段时间我们都会被一些非常惨烈而尖锐的事情所震惊，很多生活当中活生生的案例都超过一般编剧所能想象的范围，这就是时代的呼声和生活进程的惊雷。焦点是，我们的现代化和伟大复兴首先不会仅仅是物质主义的现代化和伟大复兴，而是中国人应该成为五千年文明史上最文明的中国人——善良、诚信、亲情、谦逊、礼让、勤劳的天良自具的中国人。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重新提倡价值观管理的意义。电影一方面要关注人类文明进程的政治叙事，关注宏观的格局，更重要的是让身边的人性，目光所及的人性回到共同价值当中，在政治无法包含的更广义的生活领域，诞生出不朽的伟大作品。我们相信，在道德人性的价值观管理中，国家时代的面貌和社会政治的品质一样可以在作品中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