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老师·好》截至4月28日，累计票房突破3.5亿元（据猫眼专业版）。这样一部不是“大咖”班底制作，没有一线明星，也没有“流量明星”和“小鲜肉”加持的朴实之作，成为近期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匹票房黑马，虽让一些业内人士大呼意外，但仔细探究，其实是电影市场回归理性，呼唤品质之作、良心之作的风标。

在资本挟裹下的电影市场，部分电影作为资本催生的畸形儿，追求的是热度、爆款，需要的是炒作、曝光。围绕这些价值指标的电影创作，剧作的艺术、导演的艺术被架空，明星、跟风、浮夸营造出市场虚火，终究会被理性的观众淘汰。《老师·好》正是在这种情势下逆势而上，用属于电影的姿态，赢得了观众。

“师者，所谓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在儒家文化的体系中，是仅次于“天地君亲”的长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具有无限的荣光。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老师已经超乎其职业属性，是关系他人成长的“灵魂工程师”。“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所以，在过往我们看到的教育题材电影中，老师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私奉献的形象。上世纪九十年代，一部《烛光里的微笑》感动了多少人，宋晓英扮演的王双玲老师成为教师这个群体的榜样。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西文化的冲撞，人们对教师这个群体的认识有了变化，老师个人的主体意识也开始觉醒。老师首先是人，人性的优缺点，老师也会天然具备。今天学校对老师的管理，不再是超乎常人的道德要求，而是严格的师德规范。这是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步。

回到《老师·好》，苗宛秋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呢？首先他是一位有个性的老师。在接手高一（三）班的第一天，他就毫不留情地给不守规矩的学生下马威，而且毫不隐讳地声称，派出所副所长是他小舅子，学校不能说就到派出所去说。这种不加掩饰地宣示自己的淫威，用体罚的方式教育学生，与传统的好老师形象相去甚远。但你又不能说他不是一位好老师。全县中考第二名的安静转学到班上，他毫无掩饰自己对她爱护有加，并且力排众议让安静当班长。他的学生刘昊因为与人打架而被派出所扣押，他不仅亲自去接人，还让小舅子归还了刘昊的货物，在班上组织募捐，并捐出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为了不让安静分心，他不收学生一分钱，免费给矿上的学生补课。苗老师有时还是一个懦弱的人。跟地痞小流氓有染的洛小乙出现在他家小院的时候，他竟然喊出“祸不及家人”，操起扫帚乱挥一气，以求自救。苗老师也是一个小心眼的人。当年终表彰没有他名字的时候，他立马甩脸站起来走出表彰会场。不过，苗老师也有充满血性的时刻。为了挽救洛小乙，他到地痞流氓的酒桌上去唤回洛小乙，却受到地痞流氓的威胁，面对这些，苗老师表现得临危不惧。总之，苗宛秋和过去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老师都不一样。他真实，不掩饰，不矫情，对于自己的处境，他用“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自嘲。

不仅如此，《老师·好》还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高中生形象。与爷爷相依为命的洛小乙，缺少家庭管教，与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公然带着斧头走进课堂；家庭条件优渥的关婷婷毫不掩饰自己想当班干部的愿望；喜欢武侠小说的王海，给洛小乙写入团申请书帮了倒忙；喜欢跳舞的文明和建设，辛苦打零工买二手录音机；患脑瘤的刘昊，为攒钱手术做起了小买卖。最为遗憾的是安静。她本是影片的女主角，因为她成绩好，一心扑在学习上，缺少了展示个性的空间，人物形象最为单薄。

编导在《老师·好》中塑造人物的策略，不禁让我们想起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关于人物刻画的论述。福斯特把小说中的人物分为偏平的和凸圆的。他说：“扁平的人物最简洁的形式就是他们环绕着一个单一的概念或品质塑造起来的：如果他们身上的品质不止一种，我们就会看到他们逐渐向凸圆的人物发展的趋势。”在这部影片中，作为群像的学生，都是扁平人物，而作为主人公的苗宛秋老师，则是一个凸圆人物。福斯特还说：“一本复杂的小说常常既需要扁平的人物，又需要凸圆的人物，他们互相撞击的结果，比起道格拉斯（英国小说家——笔者注）所能设想的更准确地接近生活”。导演摒弃了今天商业电影中普遍弥漫的审美习惯，从老师到学生，力求精神气质与人物的完美统一，即便那些只有一句台词或没有台词一闪而过的“戏骨”客串演员，也基本做到了形神兼备。个性的张力是这部电影的灵魂，失却了个性的人物，这部并不以故事和场面见长的电影，恐怕难以得到观众的青睐。

《老师·好》讲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发生在一个叫南宿一中的高中班级三年所发生的故事。影片并没有一条完整的故事主线，而是依时间顺序，讲述了苗宛秋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各种琐事，其中也夹杂着学生与苗宛秋斗智斗勇的啼笑皆非的闹剧以及学生之间懵懂的“傻事”。电影讲述的时代离今天已经30多年，从物质条件到生活方式跟今天有很大的差别。对于今天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电影观众来说，如何将他们代入那个时代，不别扭，不违和，其实是一道难题。影片导演张栾是80后，他于那个时代是陌生的，但饰演苗宛秋的60后演员于谦不仅是主演，也是监制。这样的组合，既可以让影片贴近80后90后观众的趣味，又能保证影片的时代感不失真。即便是偏远的五线城市，今天也很难找到保持八十年代后期容貌且周边环境不穿帮的中学校园了，这无疑增加了《老师·好》的取景难度。不过影片导演扬长避短，用那个年代风靡的流行音乐来强调时代的氛围，刻意安排了《金梭和银梭》、《让世界充满爱》、《冬天里的一把火》等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流行歌曲。上课偷看金庸武侠小说，不允许学生烫头，学跳霹雳舞，福利分房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独有的能指符号。

客观地讲，《老师·好》并不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电影。影片接近尾声的叙事铺排，存在严重的硬伤。如安静从田宛秋家出来，跑到县政府喊冤，并顺利地见到了县长。这种只有古代戏剧中出现的情节，现在几乎不太可能发生（即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玉莲为了见到县长，事先调查了县长的车号并在政府大门口守候，为了见市长在市政府门口静坐三天。这样的设计处理虽有戏剧性安排，却符合生活的逻辑。田宛秋给学生免费补课的案情，即便田老师不申辩，学校也很容易调查清楚，让安静去喊冤，显然有些用力过猛。安静从县政府出来，又莫名其妙地遭遇车祸。突发事件改变叙事走向的技巧固然可用，但要自然合理，不能为了反转而反转。田宛秋在学生毕业前离去，也让人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要离去？因为学校处理不公？好像不是，学校为了奖励他，破格分给他一套房，但他却拒绝了。对不起安静？安静的车祸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不能因为他让安静骑他的自行车去听讲座，就要如此沉重地背负对安静的歉疚。笔者的中学时代与影片的描述几乎一致，以笔者的经验，安静具备报考北大的实力，即便当年因车祸失去机会，来年再考一所普通高校也没有问题，唯一不能录取的原因倒可能是因为她的残疾。影片结尾，暮年的苗宛秋来到安静的书店，归还了那只塑料绳编织的彩色蝴蝶结，但还是拒绝与安静相见，是否可以理解为：安静因为车祸未能如愿上北大，让苗宛秋抱憾一生？由此，笔者想起了两部堪称经典的相似题材影片：《死亡诗社》和《放牛班的春天》。两部佳片的老师最后都离开了心爱的学生，但都是因为制度和管理的不近人情，让离别伤感而惆怅。《老师·好》也许为了刻意营造电影里反复吟诵的那句“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编导才刻意让苗宛秋选择了不辞而别。

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在经历了快速的发展通道之后增速放缓，一系列高开高走的所谓高概念大片遭遇票房滑铁卢（惨痛如《阿修罗》），说明再华丽的包装，如果失去“渴望真情”这一道人性的底色，就会被观众抛弃。《老师·好》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但它带给我们一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好老师，一群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一段每一位经历青春岁月的人都会记忆的真情，因此才得到了观众的追捧。也许，这是电影创作不能忽略的最基本的道理。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