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远去的牧歌》，是一首既荡气回肠又细腻生动、既展开宏大叙事又注重精雕细刻、既回望历史又面向未来、既观照现实又诗性书写的哈萨克民族心灵史。《远去的牧歌》以高远的创作立意、独特的文化底蕴、深刻的美学追求、真诚的艺术态度，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上展现了新疆题材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重大题材电影的新可能、新空间、新境界。更进一步说，《远去的牧歌》为中国电影贡献出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了特殊的诗情和意境，为中国电影进行艺术创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是秉持正确历史观，深刻展示了时代的变迁。《远去的牧歌》虽然具有强烈的诗性书写风格，但在诗性书写中呈现出来的，却是深刻的历史感。影片通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冬、春、夏、秋四个季节的点状时间作为叙事点，通过哈萨克牧民胡玛尔和哈迪夏两家人的矛盾及其化解展开故事，艺术地表现了哈萨克传统游牧文化的衰落和以建设牧民新村、定居兴牧为标志的新时代哈萨克牧业文化的到来。影片既有浓烈的“乡愁”意识，对传统的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转场的哈萨克游牧文化这首“远去的牧歌”抱持一种符合历史逻辑的“爱与哀愁”，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同时也有理性的历史眼光，对定居兴牧的新时代展现出拥抱的姿态，这同样符合历史逻辑。正是因为符合历史逻辑，所以观众既能理解影片中对“远去的牧歌”的恋恋不舍，更理解对“新时代的牧歌”到来的历史必然。更值得肯定的是影片对哈萨克传统游牧文化历史局限的反思，就像作为传统象征的胡玛尔老人所追问的：树没了鸟就不来了，鸟不来蝗虫就多了，蝗虫多了草就没了，草没了羊吃什么？在这样带有终极意义的追问中，现代的生态文明观得到彰显。而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既是哈萨克牧民必须面对的，更是中国社会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必须面对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得观众在为哈萨克游牧文化的历史巨变而感慨不已时，也对身处现代转型历史大潮中的自身有了进一步思考，从而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鸣。

二是以“诗”写“史”，追求民族心灵史的诗意表达。写“史”的电影往往容易失之于“大”、失之于“糙”、失之于“硬”，而《远去的牧歌》却把“史”交给了“诗”，举重若轻、以小见大，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将历史浸润到饱满的细节中、融化到真诚的诗意中、流淌在浓郁的真情中、生动在散文化的结构中，实现了“诗”与“史”、“史”与“诗”的辩证统一和有机融合。从结构上说，影片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叙事蓝本，而是选取1980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199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天、200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和2010年代中期的一个秋天来支撑叙事，四个不同年代的季节富于深刻的象征意味，宛如这首“远去的牧歌”的四个乐章，这四个乐章虽然有着不同的音色，但却保持着连贯的历史线索和情感线索，从而使得影片形散却神不散；从细节和诗意上说，比如，开场罕见的暴风雪，哈山的遇难隐喻了传统游牧文化即将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而暴风雪中降生的博兰古丽，这个名字的意思为“风雪之花”，则隐喻了她将是游牧文化的新生力量和希望，这为后来博兰古丽考上大学、回乡建设牧民新村埋下伏笔；胡玛尔对猎枪的告别、对老马的告别、对鹰的告别、对转场过程中坠崖的儿子的告别，隐喻了对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告别，特别是河边胡玛尔与即将离世的老马的相拥而泣、猎鹰任胡玛尔无论怎么饿它也不飞走最后不得不飞走时在帐篷上空久久盘旋的场景，既深刻表达了“牧歌正在远去”的主题，又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可谓撼人心魄；转场时哈迪夏家毡房房顶那一窝燕子被移到拴马桩上，哈迪夏对燕子说“我要走了，请原谅我”，孩子们对燕子深情回眸，隐喻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赞颂和渴念。从画面经营上说，既展示新疆令人惊叹不已的大美山川，也在这样的画面中注入灵魂。比如，胡玛尔儿子坠崖的那次转场，那在近乎没有道路可走的陡峭的山上艰难而又坚定地攀爬的长长的队伍，那漫山峻峭的岩石，诗意而又深刻地展现了转场的艰辛，呈现出一种极富质感的美。开场巨大的暴风雪，也不仅仅是自然景象的再现，而是对传统游牧文化将要受到的巨大冲击的诗性隐喻。

三是饱含深情，写出了历史大潮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历史感也罢，诗性书写也罢，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还是要经过人的命运来呈现。作为个体的人如何吟唱“远去的牧歌”，如何在“牧歌的远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影片较为成功地塑造了时代变迁中个体的命运。胡玛尔和哈迪夏因为哈迪夏的丈夫哈山在暴风雪中遇难而结下矛盾，而在时代的“冬春夏秋”中交替的人生的“冬春夏秋”中，胡玛尔因为对哈山去世的歉疚而对哈迪夏关心照顾，哈迪夏也慢慢理解了胡玛尔，后来她让哈山的儿子把哈山用过的马鞭交给胡玛尔，象征着她对胡玛尔的接受，最终两位老人并马走向牧民新村。两位老人感情的起承转合让人倍觉温暖。以羊皮别克为象征的市场经济大潮开始不可抗拒地改变着胡玛尔们的生活。羊皮别克的出场是作为胡玛尔和胡玛尔们的对立面、从而也就是传统的对立面出现的。从1990年代的那个春天开始，羊皮别克开始收羊皮，甚至连死羊都不放过，让胡玛尔极为反感。在接下来的叙事中，羊皮别克收羊毛、收虫草，干着被胡玛尔视为不务正业的活儿，与传统游牧文化格格不入，但却慢慢地发家致富。羊皮别克这个人物，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饱受质疑，也在质疑中走向成功。影片既反映了羊皮别克个人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人物的命运，折射了市场经济对哈萨克民族传统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以博兰古丽为象征的新一代，通过考上大学走向地理空间和价值空间的远方，新与旧的冲突从隐喻变为现实。博兰古丽生于暴风雪，在走向远方又回归故里的选择中，串起了历史与未来，植根传统的“风雪之花”面向新的时代“绽放”。

《远去的牧歌》是一部由多位哈萨克族艺术家参与编剧、导演、演出，反映哈萨克游牧文化变迁史的影片，既展示了哈萨克的传统文化，也展现了哈萨克电影人高度的文化自信、自觉的历史担当和卓越的艺术创造力。作为一部“艺术大片”，《远去的牧歌》将不会在观众的记忆中“远去”。

（作者为中国艺术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