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一共买过两个IP，一部《余震》，一部《乡村教师》。

《余震》后来被冯小刚拍成了电影《唐山大地震》，《乡村教师》被宁浩用了10年时间拍成了《疯狂的外星人》，黄渤、沈腾领衔主演。

正月十五前一天，影片票房突破20亿元，成了宁浩导演电影里票房最高的一部。然而，采访中的宁浩刻意回避票房话题，他有点儿纳闷儿，“大家怎么都在谈票房？都在谈怎么拍票房会高？”他觉得，这是赤裸裸的“对创作的干扰”，特别没劲！

2009年，买下《乡村教师》电影改编权的宁浩30出头，那些年，他带着一帮人拍电影,感觉就“跟做游戏一样”，特别开心。10年后，宁浩回首《疯狂的外星人》的创作历程，他的总结却成了“特别痛苦”。他不明白，拍电影怎么就变成了“产品管理”？创作空间怎么就被压缩得越来越少？似乎是为了跟“标准流程”抗衡，宁浩遣散了已经进组的预览团队，他说，“我就是不想拍这种爆米花电影”。

宁浩的坚持，让他看起来不再是个商业片导演，他会因为迟迟找不到小说改编方向备受煎熬，会因为编剧几次交出的剧本“太像好莱坞”而难抑愤怒，他为了让国外特效团队理解中国情感心力交瘁。他更喜欢谈作品内核、价值，他喜欢原著文体上的荒诞性，也被小说里使用乡土文化对抗宇宙先进文明的创意所吸引，最终，他把改编落脚于中国文化，因为在他看来，这两者“本质上是一件事”。他打算用中国的叙事方式讲一个带有中国独特性的故事，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这电影拍出来，好莱坞没法翻拍”。

电影结尾，黄渤扮演的驯兽师用一根香蕉“打败”外星人拯救地球的设计荒诞无比又令人忍俊不禁。在宁浩看来，荒诞主义是一面镜子，就是让人类看看我们的自大和荒谬。

影评人评价《疯狂的外星人》是一部“作者电影”。宁浩说，我同意。

◎ 买过两个IP

     一个拍了《唐山大地震》，

     一个拍了《疯狂的外星人》

《中国电影报》：据说您9年前就买了刘慈欣的小说版权？

宁浩：2009年《无人区》拍完之后，我就开始琢磨接下来拍什么。当时，《电影世界》的编辑尚可说，有这么一部小说。我看完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就和公司说先买版权。以前我没买过版权，我一共买过两个IP版权，一个是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原著小说《余震》，另一个就是《乡村教师》。

《中国电影报》：为什么电影2017年才开拍？

宁浩：我拍《黄金大劫案》之前，已经在筹备《疯狂的外星人》了，当时没有马上动手，因为总找不到方向。我希望见一下刘慈欣。

《中国电影报》：找不到改编方向？

宁浩：《乡村教师》的故事很抽象，都是大概念，需要给他补人物进去，当时我找不到补什么，如果直接说故事，也不太满足，我希望电影拍出来有特点。

◎ “这电影拍出来，好莱坞没法翻拍”

《中国电影报》：刘慈欣的那么多小说里，怎么就看中了《乡村教师》？

宁浩：刘慈欣的小说写得特别好，我也看过《三体》，但是版权当时已经卖了，后来我提议做他的版权代理，希望有靠谱的公司把小说搬上大银幕。《乡村教师》的版权一直在我手里，这小说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孩子王”掉进了“星球大战”，两种类型的冲突，有点儿《杀出黎明》的感觉。

《中国电影报》：也就是说，原作本身的荒诞性让您产生了共鸣？

宁浩：《乡村教师》文体上的荒诞性比较足，我一直觉得，荒诞的东西比较特别。我对艺术的看法是，艺术在于个性，得有自己的独特性，要是没特点，大家就都一样了，艺术要是都一样了，多没意思。

《中国电影报》：所以，影评人把《疯狂的外星人》归类为“作者电影”，您是认同的？

宁浩：我同意。所谓“作者电影”，就是有自己独立的态度。

《中国电影报》：您在《疯狂的外星人》中，最想表明的是什么态度？

宁浩：对《疯狂的外星人》，我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这电影拍出来，好莱坞没法翻拍”。也就是说，美学上，你得保持自己的个性，举个例子，唐诗优美，但没办法翻译。

◎ 改编落在中国文化上

《中国电影报》：电影上映前，编剧孙小杭在一个电影沙龙上坦言，《疯狂的外星人》剧本写作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期间，为了减压，写了《心花路放》。后来又有报道说，《疯狂的外星人》“写残”了好几个编剧。为什么这部戏的剧本会写得这么难？

宁浩：一直以来，大家脑子里的科幻电影只有好莱坞，容易被好莱坞的套路套住。而好莱坞电影都是概念，就容易用概念套概念。最开始编剧写出来的版本，有点儿好莱坞，但我就是不想“像好莱坞”。

好莱坞的叙事体带有意识形态，讲故事本身的技巧和不同的文化叠加，一定会产生不同的故事。就像《少年派》，要是把派换成一个中国小孩儿，你说他能举起榔头不砸下去吗？不砸就不是中国小孩儿了，中国传颂的是“武松打虎”。但如果砸下去，故事就会发生转向，就变成了老虎与人的斗争。特定的民族性会发展为特定的故事走向。我想讲一个带有中国独特性的故事。

《中国电影报》：其实，真正难的是找到表达这种独特性的叙事方法吧？

宁浩：确实是。要找到一个特别的叙事方法。比如中国的杂耍文化、酒文化，光找到门不行，还要知道故事接下来的走向。

在找故事独特性的时候发现，军事、科技领域我不太懂，但中国文化绝对是可以自信的，我们有5000年文化。《乡村教师》的内核也有一种用乡土文化对宇宙先进文明的荒诞，这就是最有价值的。

我对原著唯一不满足的是用“牛顿三定律”拯救了世界，为什么一定是“牛顿三定律”呢？怎么就不能是中国人发现的什么定理呢？作为小说，刘慈欣在意的是科学性，我们的改编落在了中国文化上，本质上是一件事。

◎ 要荒诞

《中国电影报》：创作剧本的时候，考虑过保留原著人物吗？

宁浩：没有。就是要他的荒诞性，比如结尾黄渤用香蕉打败外星人，就是荒诞性的体现。

《中国电影报》：看到这个结尾，总感觉您有话要说，是想表达什么？

宁浩：荒诞主义是一面镜子，它本身不解决问题，就是让你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什么样子。看看我们是不是很自大、很荒谬。

《中国电影报》：为什么对世界如此悲观？

宁浩：这个世界很值得乐观吗？人类是没有意义的存在，没有太大的价值。人类是智慧产生的1.0版，是过渡产品，很快就会被淘汰。你看，恐龙生存了一两亿年，而人类不过百万年。人类无需自大，以目前的加速度看，很快就会消失。人类这种生物介质非常临时，最终会被能量体的东西替代。我不对意义抱有太大的信念，“凑合活下去”吧。

◎ 不是商业片导演

《中国电影报》：电影的笑点大多集中在“小外星人”身上，而非黄渤和沈腾身上，这一点还比较意外。

宁浩：是搭起来的，他们三个搭起来才有笑点。

《中国电影报》：做这个外星人的时候，听说跟外国公司沟通非常麻烦？

宁浩：和不同文化的人沟通，他们只能理解逻辑，情绪上特别难沟通。比如表现猴子像泼妇一样的状态，老外特别不理解，这种情绪在他们那没有。我给他们讲泼妇什么状态，找视频给他们看，他们惊呆了说，“她怎么了？”

他们的世界相对简单，在他们的文化系统中，发牢骚只有“My God”，到不了癫狂的程度。比如我说，外星人吃火锅时候的情绪，要“笑里藏刀”，表面上并没有很大的情绪起伏，但眼神里有威胁。但他们的理解，要么只有威胁，要么只有平静，很难拿捏到“笑里藏刀”的部分。

这些都是东方文明特有的。所以做小外星人的时候，不断模拟、测试，哪怕是眼睛大小、每个细微的表情，都要指导得很细致。

《中国电影报》：为什么遣散了前期特效团队？

宁浩：我只是撤销了预览团队，预览团队就是做分镜头和模拟效果的，我不想拍“爆米花”电影，不想拍这种流程的电影。预览团队规定了镜头，导演就指导演员演戏，镜头由预览团队来敲定，我觉得，这样不行。工业与创作之间是有冲突的，传统方法能最大保障导演控制整个镜头语言的核心，电影最重要的还是镜头语言。

《中国电影报》：感觉您不像个商业片导演了。

宁浩：我从来都不是商业片导演。

《中国电影报》：怎么看现在大家对影片的评价？

宁浩：好与不好其实不是别人说的，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对我来说，这是一部好电影。

◎ 创作这件事，现在挺没劲

《中国电影报》：拍《疯狂的外星人》时，考虑过票房吗？

宁浩：没有。我觉得制作压力很大，票房压力没太多。

《中国电影报》：您团队的人说，您是一个“严肃而痛苦的导演”，进入创作状态就会“郁郁寡欢”，是真的吗？

宁浩：对。现在给创作留的空间越来越少，大多电影是产品管理，不是从创作人的视角拍一个东西。

拍《疯狂的外星人》的过程，我特别痛苦。就像你刚才说的，会有票房，会有很多别的诉求，这个行业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我们拍《疯狂的石头》，都是一帮理想主义者，大家很热情，像做游戏一样。现在各个部门好像都在赶，赶紧拍完，因为后面还有“别的活儿”。大家都在谈，怎么拍票房会高，我觉得，这是对创作的干扰。创作这件事，现在挺没劲的。

《中国电影报》：那以后还拍电影吗？

宁浩：除了一部庆祝新中国70周年的短片，短期内不会有其他导演作品。生命有很多体验，不能都交给电影，未来，我想把更多把时间留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