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的春节档电影,面向未来的科幻类型电影营造出了滔天巨浪,在这股巨浪的呼啸中,其他一些影片显得较为弱势,周星驰电影《新喜剧之王》便是其中之一。的确,在内地的现实语境中,周星驰电影的创作,特别是其偏写实风格的作品越来越面临困境,但从《新喜剧之王》中,观众亦能感受到周星驰在困境中为保持这种风格做出的艰辛努力。
周星驰电影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新世纪之前的经典时期和“北上”之后的调整时期。其经典时期主要是指《喜剧之王》(1999)之前的影片,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始终致力于这样的主题展示:一是表现草根阶层小人物的忍辱与奋斗,并由此表现暗黑世界中人性的复杂性,佐之对人性阴暗面的批判与悲悯,进而颂扬幽暗中的人性之美。二是尽力展示草根世界中悲悯的爱情,演绎黑暗庞杂世界中的童话故事,总想在暗黑的世界中给观众一束亮光。三是竭力呈现香港现实社会中的市井民生,以本土性来接地气,赢得香港观众的欢迎。在具体的美学手段上,经典时期的周星驰电影保持了解构、颠覆经典和传统的惯性,具有某些后现代主义的表层特质,也因此凸显了无厘头喜剧的类型特征。然而,周星驰对经典和传统的解构、颠覆,最终仍然回到颂扬真善美的经典主题,落到讽刺人性之恶、讴歌人性之美的传统价值观。也就是说,周星驰电影中,颠覆传统是回归传统的途径,解构经典是重建经典的手段。
新世纪之后,随着香港电影生态的恶化,香港影人开始大规模的“北上”,周星驰也开启了和内地影坛的合作之路。周星驰电影从《少林足球》(2001)开始,在延续其经典时期美学之魂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调整。在内容层面,《少林足球》之后的文本延续了表现小人物、展现悲悯爱情两个层面,而表现香港市民生活的本土性渐渐消失。在表现形式上,其无厘头喜剧的类型特征一直延续,但从《少林足球》开始的一系列作品如《功夫》(2004)、《长江七号》(2007)、《西游·降魔篇》(2013)、《美人鱼》(2016)、《西游伏妖篇》(2017)等走奇幻路线,利用高科技手段来营造视听冲击,创造出既非香港空间也非内地空间的奇幻世界。这种转变,应该是周星驰在“北上”语境下为迎合更为广泛的华语电影市场做出的扬长避短的艺术调整:“北上”之后,过重的香港本土性已经不再适宜表现,而内地的草根阶层生活他又不熟悉;所以避开本土性而选择华语地区观众都能接受的以高科技手段营造出的奇幻世界,是较为明智的选择。从周星驰艺术调整之后的文本来看,他这种改变是成功的,甚至比以往作品有了美学超越。
至《新喜剧之王》,周星驰的这种美学努力依然,但该片却不同于他“北上”之后的其他文本。首先,《新喜剧之王》不同于《少林足球》之后的其他奇幻题材影片,而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表现小人物艰辛的现实题材影片,在片中不可能进行高科技手段的奇幻空间营造。其次,这部影片的视点对准的是内地,不能像前IP《喜剧之王》和其他经典时期的作品那样,将香港本土化表现搬演过来,而必须表现出周星驰所不熟悉的内地草根阶层,需要在内地空间中展现草根情怀,这对周星驰来说是一次较大的挑战。第三,在离开香港本土氛围、离开奇幻世界的状况下,仍要在作品中营造出无厘头风格来,这也需要非凡的艺术智慧。鉴于这些困境,周星驰需要做出更艰辛的美学努力。
这种努力的首要方面,表现为影片依然以对小人物的观照获得了周星驰电影所一直保有的草根情怀。影片中对底层小人物忍辱与奋斗的表现显而易见,也有对草根阶层悲悯爱情表现,这些都是对周星驰电影的延续。不同的是,影片将焦点对准了内地“群演”这一特殊群体,如此选择既避开了周星驰不熟悉的内地市民的常规生活表现,又以周星驰所熟悉的演艺圈生活为切入点,带出了相关的丰富多样的内地市井民生。如内地到处可见的广场舞,被疑似“碰瓷”的车祸,充满怨气的父亲,理解女儿但又忧心忡忡的妈妈等等;还有那些骂骂咧咧的剧组场务,以及千千万万个和如梦一样的“群演”,他们各有所长,能表演出复杂而真实的人生百态,又必须面对残酷无比的竞争,但更多的时候无人问津。这些丰富多样的内地草根生态,通过“群演”这条叙事主轴被周星驰搬上了银幕,表现出了和经典周星驰电影中同样的本土化生活气质,较好地凸显出草根情怀。
其次,影片中同样具备了经典周星驰电影中的无厘头风格。按照有关喜剧理论,无厘头通常利用剧情反转达到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这其中,需要进行精心的桥段设计和渲染,先让观众陷入他习惯性认知的剧情逻辑中,然后再通过反转,使剧情结果与观众的习惯性认知产生较大的反差甚至完全相反,因此产生喜剧效果。而解构传统、解构经典通常是周星驰电影中产生反转、获得无厘头品格的主要途径。由此,影片设置了两种解构路径:第一条路径为常规的经典周星驰电影中的直接解构。比如在影片开场的“车祸”中,如梦为受伤老人“指导碰瓷技巧”,如梦头上顶着把道具刀特别血腥地给父亲祝寿,以及随后如梦以踩脚的方式示范“痛苦”的多场戏,都是直接解构如梦所理解的经典意义上的真实表演。而这几场戏的最终戏剧结果与观众预期的结果反差较大,甚至是完全相反,产生较强的喜剧效果,同时也反讽了主人公如梦所追求的所谓真实表演。片中还有多个桥段以反差来营造喜剧效果,如不想当明星的小米却被星探看中;想跑龙套的“富二代”李洋,却要回去继承家业等等。此外,片中过气明星马可多次对“白雪公主”IP进行解构,还以香肠和一副球鞋染成的“腰子”来解构“盘肠大战”等经典的香港电影中的暴力美学元素。这些都是周星驰电影中常规使用的解构手段,让观众看到在《新喜剧之王》中依然有经典的无厘头存在。
该片的第二种解构路径则完全不同于第一种的经典手法。尽管周星驰电影中的解构,是建构传统价值观的手段,但有时的某种直接解构如果放在香港本土的市井民俗中,亦或是植入以高科技手段营造出的奇幻世界中并不存在问题;但如果将这些直接解构面对当下内地真实的生活现状、置身不同于香港的内地电影文化之中,可能就会与内地现实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相悖,与内地电影文化不兼容。因此,放置于现实的内地,某些直接性的解构需要变通,这也是周星驰电影之于当下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
为此,《新喜剧之王》尝试走出了第二种解构路径,这种路径不直接解构,而是在遵从内地主流价值观基础上的深层次解构,是一种骨子里营造无厘头的解构。其中合约男友查理这条叙事线就显示了如此的解构。查理本是“渣男”,对如梦全都是逢场作戏的欺骗,但影片在前面的情节却没有点出,甚至又一次当如梦失望而归时,合约男友竟然弹着吉他深情地给她唱《分分钟需要你》,这个桥段看似全片最暖的一幕,没有任何不良的暗示。但不久之后便是雨夜中查理合约男友身份的暴露,最暖的一幕变得如此悲凉,甚至冷入骨髓。这样的桥段设计既反讽了道德欺骗,与主流价值观并不违和,但骨子里却是一种对所谓真情的解构,最温暖的竟是最残忍的。
此外,片中对如梦的最终成功的桥段也似乎是变相的结构,她在历经屈辱与坎坷后无意再从事表演,回到父母身边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但却突然海选晋级且“银海封后”,意外成功。这其中的确饱含对小人物艰辛奋斗的褒扬,展示一种和主流价值观相通的励志,但其骨子里又何尝不是对命运的解构和对影视圈的某种反讽。可见,其第二条解构路径是和主流价值观相通的解构,是一种符合内地电影文化的高超解构;同时,其也吻合周星驰“解构是为了建构传统价值观”的创作主旨。
尽管进行了诸多的美学努力,但由于离开了香港市井民俗和生活气质的依托,又没有奇幻空间的支撑,特别是看不见了周星驰本人的表演,《新喜剧之王》最终的呈现效果似乎未达到观众的预期。另一方面,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困境有所突破,但距离真正的创新还相距甚远。周星驰电影在上世纪末逐渐成熟铸成了经典,新世纪之后又将奇幻类型融入其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如今,其放下奇幻试图再次回归经典,但这次的回归仅仅是一次在困境中艰难挣扎的创作,没有给观众带来什么新奇,原来的经典也被丢弃了很多。尽管如此,观众依然期待他的新作,希望还能看到那个令人欣喜的周星驰。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研究员)